槐卟虏庾虐职值牟∏椋槐呋呕诺厣绷思Π玖思μ溃罅颂烂妫肿急噶烁獾惚桑龈牢液偷艿芸炜斓厮徒ァ�
随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和弟弟每天都去给爸爸送饭。除了送饭我们还帮父母传递纸条。我们就像战争年代的小战士，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鸡毛信递来递去，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有一天爸爸对我说剩下的饼干他不想吃了，要我把饼干筒拿回家去。从他的眼神里我马上明白饼干筒里肯定不单单是饼干。这时看守的人开口说：“拿过来我看看！”当时我反应极快地把爸爸给我的另外一些东西：书还有换洗的床单等等抢先一步捧到他的面前让他检查。他翻了翻书，又翻了翻床单，不感兴趣地放在一边，用眼睛示意我爸爸把饼干筒给他。
我看着爸爸双手捧着饼干筒一步一步缓慢而沉着地向他走过去，当着他的面慢慢悠悠地打开饼干筒盖——我爸保持了他一贯的慢条斯理，我妈戏称他是“慢动作”——饼干筒里除了饼干当然什么也不会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张卷成一根小细棍的白色纸条就夹在爸爸的食指和中指之间，他把它像火苗一样拢在手心里，在那人埋头仔细地检查过饼干筒和筒里的饼干之后又从容不迫地和饼干一起放了进去。
诸如此类的“历险”不止一次两次，但我总能应对自如，和爸爸配合默契，从未失手。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害怕过。我那时候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儿，但我天生就不怕事儿，也不怵生人，从不畏首畏尾。在我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送饭这件事总被我父母提及和夸奖，他们认为我从小就灵活机智，遇到事情有办法。而我其他的优点和长处都因此被忽略不计。
那时候我芳龄八岁，弟弟六岁，除了爸爸被关起来之外，我们有着许多令人喜爱和羡慕之处。我们聪明，洁净，礼貌得体，性格开朗活泼，在学校里都是品学皆优的学生。我们两个走出去，真是人见人爱。左邻右舍也拿我们作为教育自家孩子的榜样。
尽管年纪还小，我和弟弟本能地会利用自己的魅力，没过多久我们就跟看守爸爸的那些人混得很熟，还有一些在校园里很活跃很出风头的红卫兵，他们也非常喜欢和我们一起玩，让我们叫他们哥哥姐姐。他们刷大字报、表演节目、搞临时批斗会，时常有一些新花样，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是那时候当之无愧的校园明星。
在那个讲出身的年代，他们个个都根正苗红，父母不是工人就是农民，不沾“封、资、修”一点边儿，所以他们连腰板挺得都比别人直。就在我爸爸被打得最厉害，关押地点老是变换的时候，我和弟弟只要出门和“哥哥”、“姐姐”们玩上一会儿，他们就会告诉我们他们所知道的情况，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为我们去打听一些消息。他们对我们就像真正的朋友一样，很友善，很亲切，从来不防范我们，也从来不歧视我们。他们比我们大好几岁，却并不居高临下，相反，和我们越来越好，情同手足。
忽然有一天在校园里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各奔东西。根据当时的情形，他们绝大部分都上山下乡了，成了新一代的农民。他们是命运坎坷的一代人，一生之中经历了许多共同的难关。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当中极少的一部分有幸考上大学，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而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尽管最终也纷纷离开了农村，重新回到了城市，但因为受教育的欠缺，随着社会转型，他们需要适应和面对的很多。他们普遍都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做着技术含量不高又很辛苦的活儿，其中某些人还可能成了下岗职工。而在他们不计较阶级成分和我们玩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个个出类拔萃，被看作是革命的红色接班人，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和希望。
给爸爸送饭这件事还是引来了压力，压力是来自学校的。有一天早读课刚完，班主任老师突然在班上不点名地说有人给反革命的父亲送饭，这就是同情反革命，没有阶级立场，等等等等。她神色严厉，义愤填膺，面孔红红的，一口气说了很多。她讲话的时候并没有一直盯着我，但她锋利的目光一遍遍地从我的脸上扫过，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她所有的话尽管都是对着全班同学说的，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我心里完全清楚其实她每一句都是只针对我一个人的。我的座位很靠前，跟她几乎脸对着脸，能看得见她说话时飞溅的唾沫星子。记得当时我坐得笔直，紧绷着脸，比正常的认真听讲还要加倍认真，心里却像被烈油煎熬一般。在这之前我还从未被老师批评过，有着超强的自尊心。这样的时候该怎样自处我一片茫然，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心理准备。班主任的话就像焦雷一样打在一个要好而脆弱的小学二年级女生的头上，让我濒临崩溃，但最后总算还是不动声色地挺住了。
回到家里我就把老师说的那些话学给妈妈听，妈妈气坏了。我父母因为自己身为老师，任何时候他们都习惯性地维护学校和老师，但那一次是例外。妈妈板起脸生气地说：“这个人说话太没水平了！”说一个老师“没水平”在我看来是很厉害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从根儿上把人给灭了”。班主任并不是说过一次就完了，她对我的态度从此也改变了，看我的眼神总是冷冰冰的，偶尔我被同学欺负，她也绝不会站在我这一边，连句公道话也不说。
我在她的班里很受压，所有那些只有少部分学生有机会参与的活动再也没有我的份儿。到学期结束，她在我成绩报告单上写的评语相当一般，操行评定只给我“良”。实际上我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在学校里的表现也非常好，得“优”是理所当然的。我把成绩单拿给妈妈看，妈妈很不平，她不屑地把这张报告单扔在一边。尽管如此，那一个学期我还是在同学的举手投票下被评上了“五好学生”，妈妈很欣喜，也很欣慰，把我和弟弟的奖状并排贴在墙上。一直到小学毕业，我家的一面墙上贴了长长的两溜奖状，那是我父母的骄傲和炫耀。
不知是谁告诉妈妈向班主任打小报告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小义。小义和我同龄，是个瘦削机灵的女孩，性格活泼，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一笑两个小酒涡，很乖巧讨喜。她的父母和我父母是学校里的同事，不过他们相互并不往来，原因是“文革”当中他们不是一派的。那时候人和人的亲疏远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是哪派的，曾经听说过不是一派的夫妻会反目成仇，对立两派的甚至会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在那个时代思想和政治态度的分歧被极度夸大，远远超越和压倒了亲情和男女之间的吸引，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小义和我家住得很近，是我转学过来认识的不多几个朋友之一，上学放学我们常一起走，也老在一起玩。有了这件事之后我妈叮嘱我少跟她搅在一块儿，我就尽量回避她，不再主动去约她。但每天一早小义就准时准点出现在我家门口，笑眯眯地来等我一起上学。她见了我妈很有礼貌，大大方方地叫一声阿姨，大大方方地坐在我家的小椅子上说说笑笑。她就像一个大人一样，很见过世面的样子，还真让我挺羡慕的。妈妈不当着她面的时候对我说这个丫头挺复杂的，要我当心她，不要把家里的事情随便跟她说。
我点头答应，不过心里并不认同我妈说的话。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小义复杂，总觉得她就像一个天真未凿的小男孩。她理一个男孩头，和她的哥哥弟弟一样穿一身运动衫裤，颜色不是红就是蓝，胳膊和腿两边有两条白道。她的父亲是体育老师，也是学校运动队的教练，大家都知道这些衣服是他发的，有的干脆就是从运动队拿的。不过只要不指到脸上去，小义的爸爸并不在乎。那时候大家都穷得很，能占到小便宜都很开心，对这种脸面上的事情也并不看得那么重。
小义极有运动天赋，每年学校开运动会她都是当然的主角，100米、400米、800米、1500米、跨栏或者跳高、跳远都是她的强项。她参加的项目个个都能拿到名次，而且常常是第一名，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打破某项被保持了很久的记录。所以运动会上有小义的身影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小小的高潮，对于我们这些她周围的人来说，看运动会就是看她在比赛中夺冠军拿名次。小义是运动场上的亮点，也是我们的骄傲。
尽管我知道她曾经向老师打我的小报告，知道她喜欢说同学的坏话挑拨离间，我妈也不止一次提醒过我别跟她太接近了，我还是热情很高地写了一篇又一篇表扬稿投给广播站，每一篇都是颂扬小义的，称赞她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顽强作风，称赞她夺得的每一项好成绩。广播员用声情并茂的本地普通话反复朗诵着，通过高音喇叭传送出去，体育场上空回荡的都是小义的名字。
三年级的时候小义转学走了，她跟着父母举家去了下面一个县城的中学。他们为什么要走具体原因不详，隐约听说她父母在这个学校里不得意，学校领导不赏识他们，当权派不把他们看在眼睛里。我听邻居议论小义的父母都是很“左”的，学校里的事情跟他们沾边不沾边的都积极得很，可是积极了半天还是没有挤到前面去。失意之下他们决定到下面县城的中学，换换环境，大概是另谋发展吧。有人说县城的中学师资缺乏，去那里的机会肯定要比在这里多一些，而且下面的学校规矩也没有这么大，天高皇帝远的，图不了进步至少可以图个轻松自在吧。
我记得小义一家是乘一辆大卡车走的，车里装着他们的家具和锅碗瓢盆，大衣柜、五斗橱、木箱子等等都用旧棉胎和旧床单包裹着，外面用稻草绳一圈一圈缠绕起来，以免在颠簸中磕坏。小义和她的两个兄弟一起坐在车斗里，在家具和锅碗瓢盆之间露着小小的脸，眼睛乌溜溜的，人也显得格外地小。小义的脸上挂着微笑，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