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
我的弟弟和我一起长大起来。我们都高、瘦、白皙和文弱，一副好孩子的模样。人家对我们说：“你们一看就是一家的。”这句话我们两个都很爱听，并且引以为荣。我们姐弟俩不仅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而且还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我们都分配到北京工作，在北京成家立业。成年之后我们都变得散淡，我们之间没有通常亲属之间的频繁走动，也没有礼节性的拜访，见面完全是兴之所至。我们的关系更像是朋友，那种年深日久的、不需要时时想起也不会忘记的朋友。忙起来我们一年也不见一次面。而在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我曾经不时地非常热切地非常困惑地想：在我来到这个世界快两年的那些日子里，我可爱的弟弟他又在哪里呢？
在我的感觉之中，十岁到二十岁也许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漫长的十年，也是最经得起消磨的十年。一个人在这段光阴里就像一株幼苗渐渐地长成一棵枝杆挺拔的大树，甘苦喜乐只有自己最清楚。这样的一段时光，有时候像盛开的花朵一样浓艳，有时候就像风里飞扬的柳絮那样茫然，有时候备受爱护，有时候又被冷落在一旁，有时候很热闹，有时候又很孤独。我从来觉得做一个小孩子是不容易的，成长是不容易的，是一件有甜也有苦的事情，而且常常是苦多甜少，甚至是有苦难言和苦不堪言。我不赞同某些人认为孩子的世界是纯洁无瑕的，孩子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当中，这未免太想当然了，太一厢情愿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忘本之人，或者干脆就是麻木之人。要我说孩子根本就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混杂在成人的世界里，就像小树长在大树底下，就像鱼苗在大河大海里历尽风浪和风险。我认为每一代孩子都很不容易，可能他们有一些相同的别人看得见的快乐，但他们肯定有许多别人看不见、也体会不到的痛苦，而且是各有各的痛苦。
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黄帅？她可是我们那时代的英雄和偶像。1973年底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女孩凭着《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一夜成名，成为“反潮流”的代表性人物。那时候报纸上刊登着她的日记，广播里播放着她的日记，我们上学也学习她的日记，她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我们这些同龄孩子羡慕不已的对象。
在黄帅的带动下，我们猛批“师道尊严”，给老师提意见，贴老师大字报，闹得沸反盈天。黄帅曾一度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而某一天她忽然就如“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成了反面教材，也成为众矢之的。从她的“日记”发表，也就仅仅过了四五年时间，高考恢复了。黄帅自己也不再“反潮流”了，又顺应潮流做了一个用功本分的学生。之后关于她的报道就极少了。1979年她以320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据说在录取不录取她的问题上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胡耀邦同志为她说了话。
黄帅曾经在那个年代大出风头，曾是最风光的人物，当年不知有多少孩子对她仰慕不已，不知有多少孩子梦想成为她。但黄帅的坎坷曲折，她所经历的摔打和所受的创痛又有谁去体察和怜惜？她被那个时代诱骗，最终差一点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出名的一个孩子，但却绝对不是最幸运和最幸福的一个孩子。即便在头上戴着炫目的光环的年月里，我想黄帅恐怕也很难说就有多么的幸福。我认为作为一个儿童她失去和付出得太多了，她过早地（或许还是被迫地）交出了自己的童真和作为一个孩子的懵懂幼稚，她也过早地受到了成人社会的熏染和压榨。
而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那时候的教养背景总体来说是粗放型的。那个时代频繁的政治运动让我们的父母自顾不暇，他们对我们说到底顶多只是一个大方向上的把握，说严格也很严格，说粗疏也很粗疏。我听说过一位从小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朋友，他家弟兄好几个，晚上他当大官的爹回家顶多就是数一数炕上的脑袋或者炕下的鞋子。有时孩子带了朋友回来，这位父亲从来不会细看躺在炕上的是自家的孩子还是人家的孩子。——多少年后这段往事被当作笑话讲述，的确，我们那代人的父母远不像如今的父母这样事无巨细地对孩子倾注着满腔的心血，所以我们也有着比今天的孩子多得多的玩耍时间和自由成长的空间。
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经常是一大群孩子纠集在一起，疯跑打闹，做游戏，发泄过剩的精力。我们玩得最多而且兴味不减的是一个原始简单的游戏——捉迷藏，我们叫“藏猫猫”。大家各找地方躲起来，只留下一个人找，第一个被抓到的成为下一个找人的人。有时候有人会出馊主意，让躲藏的人一起偷偷溜掉，只把找人的那个孩子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有时候是那些要去躲起来的人比较惨，四周缺少遮蔽物，树丛稀疏矮小根本就藏不住人；青青的麦田里有许多飞舞着的虫子，咬一口又肿又痒，起的红包好久下不去；河沿的坡很陡，下过雨之后又湿又滑，一不留神就会失足掉进水里去。尤其是在那些没有月亮的夏夜，四处都是黑黢黢的，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打着小灯笼飘来飘去，男孩子吓唬我们说那是鬼火，燃烧的是死人的骨油，那些坟地里阴魂不散的女鬼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穿着白衣红鞋披头散发出来作怪，要到公鸡打鸣之后才肯回去，听得我们汗毛倒竖，脊背后面凉森森的，忍不住发出一阵阵的惊叫。女孩子们再不敢分散躲藏，战战兢兢地躲在一起，叽叽咕咕地笑，还相互埋怨，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一惊一炸，总是很快就暴露了目标。最高兴的是一起玩的人出点儿小意外，比如谁摔了个嘴啃泥，谁踩到粪坑里了，谁被老爹劈头盖脸吼了回去，等等，然后大家尽兴而归——这个夜晚没有虚度。
寒暑假是孩子们特别快乐的日子。那时候学校搞“开门办学”，工农兵走上讲台，还经常停了课到工厂和农村去学工学农，真正读书倒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到假期，我们更是放了野马，能花个三两天把假期作业划拉划拉就算勤奋好学的了，不少人根本连书本都不碰。每天早饭之后我们就结伴出去，父母也不太管我们，他们有一大堆自己的事情要忙，假期里他们要政治学习，还要修订教材、备课，甚至接受批判，一点不比平常日子清闲。我们这些孩子却像放出笼子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从一个空教室窜到另一个空教室，偌大的一个学校成了我们的天下，真有一种天高任鸟飞的感觉。
学校到了假期出人意料地跟上学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人去楼空，异常清冷，静谧的校园既空洞又幽深，有一种寂寥之感。如果是暑假，操场上的草可以长到半人高，树也长疯了，枝叶又肥又绿，大太阳的中午满地都是浓阴，阴气森森的。每次我只要穿过草深的操场，回到家里就会出一身红疹子。有人对我说这是因为沾染了草里的瘴气，所以我对那些草地深为恐惧。寒假里清静的校园阳光灿烂，天空也似乎比校外更蓝。我们三三两两坐在教学大楼的门廊前，袖着手，暖暖地晒着太阳，一直把自己晒得热乎乎的，昏昏欲睡。疯闹起来的时候四处都是回声，又空寂又热闹。声音停止的时候，一种广大到无边的寂寞涌上来把我们吞没。尤其是天将向晚，四处都是麻雀归巢的叫声，偌大的校园里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会突然无端地害怕起来，逃一般迅速离开刚刚还是流连忘返的学校。有时候我们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学校的巡逻队走过来，一个个戴着红袖箍，盛气凌人的样子。看见我们若是不认得就会板着脸盘问一番，认得的人则笑眯眯的，十分友善。那时候大人之间帮派林立，但孩子不像父母那样泾渭分明，一堆孩子当中什么人的子女都有，巡逻队也懒得费心去甄别，他们也怕无意中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人物。
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在楼上的一间教室里玩，我被人推搡着撞到窗户上，一块玻璃掉了下去，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摔得粉碎。清脆的声音传得很远，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巡逻队上楼的脚步声。那时候打碎一块玻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尤其是教室里的玻璃，是“公共财物”，损坏是要照价赔偿的。当时我吓坏了，情急之下夺路而逃，从另一侧楼梯跑了下去。那帮人看见了我，他们领头的某老师原来与我父亲是一派的，后来改弦更张，投向了当权的一派。他一看是我马上暴怒地吼叫起来，叫嚷着要我赔五毛钱，速度很快地向我冲了过来。我身上连五分钱都没有，五毛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款子，我到哪儿去找这钱赔给他？我夺路而逃，不顾一切地飞奔而去，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我一口气跑出了学校大门，跑到空旷的体育场，一头钻进女厕所躲了起来，心想他不至于到这里来抓我吧？心仍在咚咚咚地狂跳着。我在外面躲躲藏藏，到了吃饭的钟点也不敢回家。后来肚子实在太饿了，我才冒着风险试试探探地走回家去。
还没进门我就看见爸爸脸拉得长长的，正在那儿生气。我想转身跑掉已经来不及了。他照例举起手朝我便打，不过只打了一下，草草了结，而且尽管手举得很高，落下来却不重。后来我发现他生气也不完全是冲我的，我听他用不满的口气对妈妈说：这人就是看人下菜碟子，太不是东西，对当权派的小孩还不知道是怎样一副嘴脸呢！等等。我看到他的怒气明显地转移了目标，心里不由暗暗地高兴。
以后只要我听到别人提到某老师我总非常留意，因为我对他又怕又恨。忽然有一天某老师不嚣张了，听说他那一派倒了，他也跟着失势了，后面再没有工宣队和红卫兵跟着了。但是他与我之间仍然有着某种敌对的情绪，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要看见我就对我瞪眼。几年以后他再见到我脸部渐渐柔和了，不再凶神恶煞。又过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