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简直岂有此理！
该广告对我唯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那位男士的酒窝，它使我回忆往事。
往事飘忽如烟，摸不着抓不到，它被岁月层层掩埋，我们找不到它，我们把它全都遗忘了。但是某一天，就是这一天，我们发现它悬挂在电视中的那位男士的酒窝里。
这酒窝里有我的一个奖状，一九七六年的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
这个光荣称号是我的通讯生涯的终结，是我文学生涯的开端。
我在知青会上被带队干部批评，说我写了点报导就骄傲自满，紧接着就是评选一年一度的先进知青，本以为凭我的突出表现不光大队能评上，公社也该评上的。
结果就是不评我。
这对我打击极大。一九七六年，一个知青要想有出头之日，带队干部是个关键，他的印象不好，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这下我完了，再努力都翻不了身。
一时十分灰心。
我们大队的知青带队干部姓李，知青及农民均称他李同志，本来是水泥厂的一般干部，不知怎么被派来当带队干部，自一九七五年起，因为一个叫李庆霖的人给毛主席写了信，知青的状况有了改进，下乡的时候国家配发了被子和蚊帐，给所在生产队发了安家费和农具费，第一年每人每月发十块钱，粮油仍由国家供应，等等。
大家都感谢李庆霖。但从此我们就都戴上了带队干部的紧箍咒。
李同志理着花白的小平头，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我们常常看到他推着单车走在通往大路的小路上，农民们大声问：李同志，回家啊？他就答道：回家。他家在邻近的公社，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再有就是竹筒水烟，在我的印象中，李同志每时每刻都在抽着竹烟筒，每次开会都看见他捧着长长的竹筒子，脚下一圈湿漉漉的水烟屎。
我天生不会讨好人，李同志到我们生产队来过几次，我都没有跟他汇报思想，他第一次态度还好，第二、第三次就冷淡多了，后来基本不到我们队来。
我最感震惊的是，我到N 城改稿回来，听说李同志在知青和农民中散布说我被人拐卖了，后来电影厂人事科的干部通过组织来要我，他一边跟我说这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一边跑到公社找文书，不让文书在公函上盖章。
这是我的深仇大恨。
一个人，手里抓着几十个年轻人的命运前程，弄得像几十朵向日葵环绕着日头旋转，正如欢庆九大召开的歌中唱的：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但我没有做成向日葵。
这使我悲观绝望。有什么比文学更适合一个没有了别的指望的人呢，只需要纸和笔，弱小的人就能变成孙悟空，翻出如来佛的手心，仅凭一筋斗，文学就永远成了我心目中最为壮丽的事业。
许多年后我由省城回B 镇，在地区火车站意外地看到了李同志，他仍像当年那样穿着一件发白的工作服，头发完全白了，他伛着腰从火车上下来，人很挤，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我站在人流中，B 镇的岁月从身边呼呼掠过，不远处的田野在阳光下十分耀眼，铁轨像一道利刃把田野分成两半，除了这金属的光芒，正午的田野十足像B镇农村的田野，这个情景一再涌来，使我有身在水田的感觉，铁轨的金属光芒再次刺激我的眼睛，使我重新置身于火车站。
我希望李同志能看见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打打招呼，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场面。他最后没有看见我，也许是看见了装没看见，总之他很快就脱离了我的视线。
B 镇岁月在火车启动中无声地飘逝。
N 城的旖旎风光在我十九岁半的天空上永远盘旋，亚热带的阳光在两旁是棕榈的大道上笔直地流淌，只需指出葵扇大道和棕榈大道，就能想像N 城是多么的妩媚。
有什么城市有这样的两条街道呢？
哪怕广州，哪怕海口。海口满城椰树，永远不能跟我的N 城相比。
谁是自由而快乐的人？
在一九七七年的B 镇，谁最自由而快乐？
正是多米。
有谁敢在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期间当众宣布：即使考上了也不去。所有年轻和不年轻的考学者都在苦读，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天天去看电影，看粤剧。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是谁？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就是多米。多米长年生活在B 镇，十九岁了还从未去过任何一个城市，多米在放了学的漫长时间里，走遍了全B 镇的大小果园，县委会后园的那片遮天蔽日的杨梅林是多米心驰神往的好地方，粗大的树干，茂密、弯曲、婀娜的枝条，杨梅由青变红，闪烁在树叶中间，多米吃遍了B 镇千奇百怪的水果，枇杷、杨桃、番石榴、金夹子、夹李子、牛甘子、黄皮，大园的荔枝、人面果，医院的芒果，民警队的葡萄，B 镇河流里的鱼虾被我们捞了又捞，沙滩上的沙子被我们玩了又玩，我们一口气就走完B 镇的主要街道，至于B 镇周围的田野和山坡，我们在积肥的时候、农忙假的时候、学军拉练的时候，统统都去过了。
我们有时走过桥，沿着对岸的河边一直走，我们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萝卜地，萝卜的液汁在沙地底下簌簌流淌，河岸时高时低，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但我们仍然在B 镇。
B 镇的孩子们从小就想到远处去，谁走得最远，谁就最有出息，谁的哥哥姐姐在N 城工作（N 城是我们这个省份最辉煌的地方），那是全班连班主任在内都要羡慕的。
谁走得最远，谁就最有出息。
谁要有出息，谁就要到远处去。
这是我们牢不可破的观念。远处是哪里？不是西藏，不是新疆，也不是美国（这是一个远到不存在的地方），而是N 城还有一个最终极的远处，那就是：北京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在城市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场面十分悲壮，汪说她去送她姐姐，火车开动，站台上一片哭声。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夸张的成分。
有一首著名的歌使我想到汪的描述：听吧战斗的号角……万众一心保卫国土，让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她们在大学里有时会满怀深情地唱起这首歌，但我并不知道它，在B 镇，我既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也没有看到过火车开动时分生离死别的壮丽场面。
B 镇没有火车。现在还是没有。因此我是一个十足的井底之蛙，我的可取之处是想跳出此井，到远处去。
雷红在我从青苔满地的天井向上一跃的过程中担负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我无法准确地说出来，她从N 城带回来的歌、故事、笔记本和衣服，在我的眼前呈现了一个生动的目标，我想有一天我也到那里去。
雷红是我中学时代的邻居，她的舅父、姨妈、姑母、叔父均匀地分布在我们这个省份的四个城市，就像一个神仙撒下的四颗豆子，不偏不斜，令人赞叹。雷红的父亲是个教育家，曾经在教育局工作过，在报纸上发表过关于教育的文章，后来被弄到供销社当采购员。但他衣着整洁，既在意雷红们的功课，出差时又能想到扯丈把花布给几个女儿做新衣服。
有这样的父亲真是福气。有这样的父亲，雷红姐妹总是高高兴兴地独自玩耍，她们不需要别人，她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在门前的空地上跳跃，她们跳跃的绳子发出呼呼的响声，令我羡慕。
所以雷红永远对家庭负有责任，时至今日，她还常常在信中说她要为父母尽孝道。
雷红现在是一个家庭妇女，雷红至今一事无成，雷红常常说，等她到了四十岁，一定要把她的一生原原本本写出来。
我希望看到这本书。
现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句子：幸福就是枷锁。雷红是一个幸福的女孩，无所作为不能怪她，但什么才是有所作为呢？写一本书就是有所作为吗？有所作为好呢还是幸福好呢？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切呢？有所作为是不是就会有幸福感了呢？
等等，我不知道。
我还是宁愿要一个父亲。
谁不愿意要一个父亲呢？
我中学时代的日记由一些巴掌大小或比巴掌更小的塑料封面的笔记本组成，它们被我编成了号码，到现在，已经有几十本了，它们越来越厚，跨越的时间越来越多，记述的句子越来越短。我早年的日记本一本都不在身边，它们本来在B镇，几经反复，还是回了B 镇。
B 镇离北京十分遥远，我只能依稀地看着它们。
其中有一本，黑色的封面上有一朵难看的红色的玫瑰，这就是雷红从N 城回来送给我的。
在中学的某个时期，我十分崇尚黑色，我对我的同学说，如果要别具一格，衣服的颜色要么是黑底白花，要么是白底黑花，再也没有别的颜色比这好看的了。
现在想来，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若穿了那种我想像的刺黑刺白的衣服，是多么的怪异，多么的触目惊心。
我自己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种黑花白底或白花黑底的布料，倒是邻班有一个女生，托人从外地买到了这样一块布料，浓黑的底，惨白的大花紧贴在上面，那是一种变形的细细长长的花瓣，既像水母又像蜘蛛，狰狞地缠绕在那个女生的身上。从她的身上，我发现自己的眼光已经变得多么的古怪、反常，冷冰冰地失去了对美好颜色的感受力。
那本黑色的日记本从雷红的手上送给了我，如同N 城的一个象征，一个暗示，是我与N 城的一个预约。
于是这个黑色的日记本便记着从雷红那里听来的基督山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有一个开头，据说这是一本内部的书，需师级以上的干部方可阅读，雷红的表哥从他的同学那里偷来看的，雷红只来得及看一个开头。
雷红对她在N 城的亲戚不大以为然，说她的表姐连《红楼梦》都没看过。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大兴阅读《红楼梦》，我和雷红这些B 镇上的精英少女也大读此书，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著名论断烂熟于心，我们背诵了所有的诗词，阅读了有关解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