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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想从书本上去采取一大堆材料，马上就当作自己的内容去讲给别人听，这种作法，总是有些缺点的。或许这个缺点一般听众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们对演说者不会再感到多大的兴趣了。曾有一段时间，我为纽约市银行界的高级职员开办过一个公开的演说班。这个班的学员职业事务，自然很忙，也就没有充足的准备时间；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都是为他们的个人着想，始终本着他们固有的经验；他们的演说资料，已经聚集了40年，可是，就这一点，他们中有些人竟没有觉察到。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只看到被风吹得摇曳做声的松树，然而并不曾望见森林。一般的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五的下午5时至7时。有一次，某银行的杰克逊君，他在4点半的时候，知道他今天在班上应该要讲一些什么了。他走出办公室，在报摊上买了一本杂志，就在路上翻阅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你只有10年的成功时间”。对于这一篇文章，他并不是因为感觉有趣味而去读的，而是为了今天必须要他做一些演讲，不得不去找一些材料的。一小时后，他便站起来把这篇文章的内容试着对大家演说。然而，结果是相当的糟糕。他不曾把这篇文章融会成他要说的话，尽管他的神气和声调都表现得不错，但在他脑海中并不曾有真正需要讲出来的东西，这怎么能够希望听众比他自己所得的印象更深呢？于是我就对他说：“杰克逊君，写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在这里，我们并不认识他，因此对这篇文章我们并不感到有趣味可言，真正让我们感觉有兴趣的还是你自己的意见，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题目留在下星期讲，把这篇文章再读一遍，问你自己是不是和这一位作者有相同的意见呢？如果确是相同的话，请你把自己的经验来替代他的证明；倘若有不一样的话，那请你讲出不同的地方和原因，把这篇文章作为你自己发表演说的开端。”我的这个建议被杰克逊君接受了，他把那篇文章重新读了一遍，觉得自己的意见完全和这篇文章的作者不同。于是他让自己的意见尽量的发挥：他在看报的时候，又得到了几个意见的暗示；和朋友谈论到这一个问题，又有新发现涌到脑海里。一星期内，随着他思考的东西的增多，他可说的话也增多了。下一次他站起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就有了他自己的材料了。这篇演讲稿就像是从他自己的矿床里开出来的矿产，用他自己的原料制成的产品。他之所以能够讲得十分流畅，这完全是他和那篇文章的意见相反而激起的成功。
有一位学员名叫做傅林君。在某一天的下午，他在演讲的时候，想把华盛顿的美景加以称赞一番。他从明星晚报刊出的一本游览指南上，匆忙地收集了一些只是皮毛的材料，这些是枯燥无味，并不连贯而且未曾消化的东西。他不曾好好想过一下题目，而且也不能显出他的热忱，他不知道所讲的话是否值得一讲。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场演说，显得平淡乏味没有一点效力可言而完全失败。两个星期之后，有一件事对傅林君的内心触动很大，就是他的汽车，在公共停车场被窃了，他立刻报告警察局去寻缉，但是没有任何结果，警察局自认他们对这窃案是毫无办法的。可是在一星期前，有好几位警察在街上闲散地走着，手里拿着粉笔，因为傅林君的汽车多停了15分钟，因此一定要对他施行罚款，这些不怕惹恼善良公民又没有能力去捕捉窃盗的无用之徒，真是把傅林君惹恼了，他不能再克制住他的愤怒，所以他有了可说的资料，不是明星晚报刊行的书册中的死材料，是从他的生活经验中活跃出来的事情。他的情感和信心就是他本身的事所引起的。因此他演说华盛顿美景的时候，觉得十分吃力，是一句一句挤出来的。而现在只要让他站在台上张开了嘴，他对警察痛斥的话，真像大河之水滔滔不绝地汹涌奔出来了。这样的演说差不多人人都会，并且失败的可能性还很小，因为这是由真实的经验，再加上了深思熟虑的缘故。
预备演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要经过去思想，斟酌，回忆，而且选择最能引起你兴趣的来加以润泽，加以改造成一个新型，近而成为你自己的作品。这些步骤应该说不是很复杂，在一种目的上集中注意和思想，并不困难。19世纪的一位著名传教家维特？摩迪，别人向他请教他的演说怎样预备时。他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秘诀。”他除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回答之外，还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话，他说：“我选定了一个题目，把他写在一个大信封上。这样的信封我有好多，我读书的时候，如果碰到可以作为将来参考的好材料，就加上适当的题目，写在那个大信封上。这些材料，存放好长时间不用的也有不少，然而，就在我要讲道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我所搜集的材料。这些材料和我自己的研究，已经够我作为讲道的资料了。许多年来我在讲道的时候，从这里拿出一些，那里取一些，这些材料永不会感到匮乏。”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他的最著名的演说之一，就是他用了预言口气所说的：“一间内部自己分裂了的房子是要倾倒的。我相信，在这个造成半人半奴的政府之下，自由决不能持久。”林肯这一段演说，是他在平常工作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坐在牛棚里挤牛奶的时候，每天下杂货店和到牛肉店里去的时候总结出来的。他披了一件灰旧的披肩，上臂挽着一只小篮子，儿子跟在后面乱七八遭的问长问短，无聊地扭弄着他的手指，但终不能使他和小儿子闲谈，他一直沉思着他的演说，迈着大步子朝前走，对于在他身旁的儿子竟没有察觉到一点。在他这么思想着的过程中，随时把他的意记录在一些不用的纸片或是在手头的东西上，他把这些记录的东西，暂时放在他的帽子里，到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加以整理，用来准备正式发表。1858年，作政治辩论的时候，作为林肯的竞争对手——参议员道格拉斯，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讲那一套话，而林肯却是在沉思默想。到后来，每天作一篇不同的新演说对他来说竟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在他的心中演说的题目，永远是在扩大增长的。当他将要进白宫的时候，就拿了三篇演说稿和一部宪法，把自己锁在春田市某商店后面的一间小屋中，将一切的骚扰都摒弃掉，搜集参考资料而写成他就职大总统的演说。关于他怎样准备祭甘第斯堡战场的演说，有许多的人对此感到相当的困惑。这件事有很多错误的传说，但真实的故事，也是十分的奇特。当甘第斯堡烈士公墓委员会决定正式公祭日期后，便请那位曾任波斯顿议员，哈佛大学校长，麻萨诸塞州州长，参议员，驻英公使，国务卿并且还被认为美国最擅长演说的艾弗粹特致辞，公祭典礼原定于10月2日——10月3日（1838年）举行的，由于艾弗粹特作了非常聪明的表示，说是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准备不好，于是特地改期，定在11月19日举行，这几乎给了他一个月的时间作预备。在举行祭礼的前三天，艾氏特地到甘第斯堡去亲自视察当年的战场，以便能获得一个更深的印象。这真是最聪明的预备方法了。大总统、阁员以及全体的国会议员，都有柬帖分别邀请参加公祭。他们多半谢绝了，而林肯总统却答允参加，这使公祭委员感到非常的惊异。因为，他们应该请总统演说吗？而且在刚开始时，他们并没有想要请总统演说的。他们的意见不一，有的怕总统来不及预备，有的说他即使来得及预备，但他未必会答应演说，因为他对于解放黑奴的辩论虽很能讲话，然而对于他的献辞从没有人听到过。这是一个庄严沉痛的地方，因此他们不能有所冒失的。到底应不应该请他演说呢？他们只是犹豫和怀疑。然而，假如他们曾经见到这位被怀疑有无演说能力的人，在那一次的演说竟成为公认不朽的演说之一，他们将觉得这样的怀疑和忧虑是十分可笑的！终于，在公祭前的两星期，他们补发一张请柬给林肯总统，请他届时“略说几句适当的话。”“略说几句适当的话。”他们给美国大总统的柬帖竟是这样的写法！林肯接到柬帖就开始预备他的演说了，他写信去向艾弗粹特要一份艾氏准备发表的演说稿。一两天之后到某照相馆去照相，他的手里还拿着艾氏的演说稿趁着照相空闲的时候阅读。他把自己的演说稿，细想了好几天，可以说他每时每刻都在：他往返于白宫到陆军部路上的时候在想，躺在陆军部皮椅上深夜候着电报的时候也在想，他的演说草稿写在纸片上放在他的高礼帽中，随处带着。他不断地想，那演说也就慢慢地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