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劳动一个月，由此被延长到3个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那位与我长期共同劳动的老知识分子贾右派，他的道路是坎坷的，遭遇是很不幸的。
从南京搬武汉时，我们单位还是一个研究室。为了由室升级为所，需具备一定数量的高级研究员才够资格申报。通过连系，拟从长春研究所调一位高级光机专家来，长春所同意，但却是位刚戴帽的右派专家，并提出要一位测绘专业的大学生作交换。单位将1955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分来的张同志与之对调。张分来单位后，曾向领导提出调上海工作的要求，因他是独生子，父母年迈，身边需要子女照顾。这本是一种正当要求，但领导认为这是个人主义表现。于是就利用交换之机将其调离，从本来离上海较近的武汉调至离上海更远的东北。
贾公昔年留学英国，据他自己说，属与李政道公派留英的一批，回国后任教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与学生一道参加反饥饿游行，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坐过30天大牢，解放后被捧为进步人士并戴以相应桂冠。其出身穷苦，是当年那批留学生中最穷者。解放后调长春研究所。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他本人未发表任何反党言论，但在反右后期，看到研究所内一些知识分子，特别几个业务水平高的老知识份子，因为响应号召提了意见而被划为右派，戴上右派帽子，一下子由朋友变成敌人，认为很不公平，就站出来为那些右派分子打包不平。他不怕惹火烧身，以为自己是进步人士，出来主持公道，领导或许会给他一点面子，考虑他的意见，少戴几个老知识份子的右派帽子。怎知政治斗争你死我活，那有情面可言，研究所的领导翻脸不认人，立即摘下他的进步桂冠，并将右派帽子补戴在他的头上。因为右派帽子是现存的，口袋里多的是。
贾公来我单位后一直未发挥什么作用，说他什么都不会，领导曾要他翻译一本英文光学书，作为留英光机专家也翻得猫屁不通，因此贾公在群众的心目中似乎是个饭桶，既不能写（无理论知识）又不能做（无实际经验）。而他本性又很倔强，从戴右派帽子的那天起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他说平时未做过反党的事，鸣放时未向党进攻，他不够右派条件，是长春研究所硬搞上去的，要说右派也只是个“假”的。（“假”与“贾”同音，这就真假难分了。正如某单位一位姓左的人被打成右派，人们叫他左右派，左右难分一样。）
1962年上面来文件对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甄别平反。这时我单位已由室升级为所；所领导根据上面文件精神，决定取掉贾的右派帽子。贾当时编织在所属的光机工厂，厂长是一位长征老干部，找贾谈话，要求他只写个申请就可摘下右派帽子。而这位贾公竟拒绝写申请，声明自己不是右派，“是你们搞错了，我一直没有承认，因而没有必要写。”贾是湖南人，湖南人的那股刚正与傲骨之气、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之性，在他身上显露无遗。可是在领导眼里，却认为他是顽固不化的，其顽固程度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所领导碰到这样的顽石也显得束手无策。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所长求贤若渴，看到这样一位老专家长年埋没深为可惜，为了早日摘掉他的帽子，发挥作用，老所长在所的干部会上，提出由工厂长征干部厂长替贾右派代写脱帽申请的建议。当然这建议立即遭到全所干部的反对。这事以后被掀出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革命造反派造老所长的反的一颗重型炮弹。
我与贾公素不认识，1960年我们一起下放到莫山农场劳动改造，同吃同住又同劳动，因而逐渐接近熟悉起来。贾的家乡在湖南常德，与我的老家益阳相邻。我们是同乡，现在又成为劳改路上的同路人，劳动之余拉些家常，他就断断续续地向我吐露一些真情。他介绍在英国留学和在国民党时期坐牢的事，反驳来所后对他的指责。他说有人说他无真本事，其实只要看看我所工厂的光学车间，主要由他爱人搞起来的，车间的技术工人是在他爱人亲手教范下学会操作的。他爱人原是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她的本事是他教育培养出来的。如果说他爱人是他的徒子，则车间的光机人员就是他的徒孙了。说他不懂理论，不懂外文，这是不攻自破的，只要找查以前他写过和翻译过的东西就行了。他说：“他们强迫我做右派，我当然就不替他们做事，会装不会，懂装不懂。”他是以沉默和装傻表达他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的。
对贾公以前的本事我未考察过，但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事使我看出，贾的文学修养是颇高的。在文革中，有段时间曾括起一股翻案风。已近80高龄的贾公不知怎的在此风的吹拂下竟也活跃起来，也可能感到自己的来日不长了，以后没有机会了，于是趁此机会向上面写了一份数千字的申诉信，信落到“四人帮”们的手中，很快反馈回所里，所里当时掌权的造反派便又多了一份反面教材。在反右倾翻案风阶段，造反派将贾的申诉信打印成材发给革命群众人手一份，作为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随时伺机反扑搞翻案活动的典型材料，供广大群众批判。于是我有心读到贾的大作，发现全篇申诉写得有理有据，结构严谨，可谓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贾公活到80高龄，到文革后期以老右派的身分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见马克思去了。四人帮倒台后，也对他的亡灵作了平反昭雪。
4。9人亡家破
物质越来越紧张，生活必需品粮油肉蛋及豆类等，和日常必用品煤炭肥皂火柴等都凭票计划供应，既使凭票供应也经常难以买到，一天得花几个小时去排队，特别肉食平时需凌晨2～3点去，排到8点多才买到，去晚了肉食柜台就空荡荡的了。市内供应的米均为陈米，内含带有黄曲毒霉素的大量黄米。一些开始不要票的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如蔬菜也得去排长队抢购，这类东西政府不便发票，后来就改由居委会发卡。我们小洪山这个家，因我下去劳动就只有一切靠我爱人独撑着，她身边虽有岳母陪伴，但她是位60余高龄的小脚老人，外面帮不得一点忙。爱人白天上班，晚上经常加班，买东西只能在业余时间，当听到来了货的消息，轮到她赶去时已抢购一空，往往空手而归。按票供应的食物显然不够吃，而购到的一点点自己又舍不得吃，首先得留给小女吃，小女不能过于缺乏营养，否则将影响正常发育。而我们小女实际因营养不足经常闹病，西医吃药打针有时无效，请中医开的药方，到药店里总是配不齐，一些极普通的药如党参红枣都缺味。爱人为这个家，每日急得心发慌，忙得脸发白，她们的日子艰苦难熬。
我在磨山农场的生活条件就好得多，在开始几个月内农场未办食堂，全部人员在植物园搭伙。植物园地盘大工人多，他们利用林间空地开荒种粮种菜，利用收获的粮菜养鸡喂猪，所以食堂办得很好。吃饭不定量，只要每月交足定量粮票后可放开肚皮吃，每天保证有一餐晕菜。这与当时小洪山地区连蔬菜都抢购的情况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后来我们农场自办伙食，质量比植物园更好，因为我们种的粮菜喂的鸡猪更多。所以我虽下放劳动改造，精神上不愉快，但生活上却过得很充实。如果说在单位挨批斗对我来说是一种“祸”，但下放到农场享受菜足饭饱的生活则就“因祸得福”了。
爱人的体质原本不好。据岳母说，她出生不到一岁岳父病故，在岳父生病期间，岳母的心力主要放到对岳父的护理上去了，而忽视了对她的照看，因此她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自幼体弱多病。在这次运动中，由于我的问题她也受到打击；她精神上的刺激不亚于我。为了扭转在运动中领导对她所下的思想落后立场不稳的坏印象，在领导面前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进步形象，她不得不更加拼命工作，忘我劳动。值此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吃不饱又吃得差，消耗的大大超过需要补充的，虚弱之身怎经得住长时间的困境折磨！她的身体已被工作和生活折磨得憔悴不堪了。每次回家我见到她的脸色是灰黄的，在呆滞无神的眼下一带浅蓝色的圈，一幅极度疲惫的面容。想到在我被烧的时候，她没有把我往火里推，而是用她自己的身体为我遮挡烈焰，现在她也被烧得焦头烂额了，我的心很不安。为了度过难关，求得生存，今后我们唯有休戚与共，同舟共济！我有心分担家务负担，减轻她的磨难，但因假日太少，每2周只休息一天。当年从磨山至小洪山没有汽车，我周六晚饭后离开农场，约晚8时走到家。利用周日一天的时间帮助排队买些难购的计划物质，晚饭后又得赶回农场。为了从物质上对小家庭有所支援，我在离休假的前几天，从农场食堂供应的荤菜里，将肉片单独挟出来，用一个干净瓶子装着，休假时带回家。用这种每两周带一小瓶熟肉的办法对于她们困难物质生活的解决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能给爱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在里面受饥外面受欺的情况下，精神上的安慰是我们小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支柱了。
大约劳动半年以后，舜的艳姐因流产来武汉休息。1960年5月16日我周末回来，像往常一样，晚饭以后约9时我们便上床了。在这晚的性生活中，我感到她的举动异常，接吻的时间和力度都超过平常，好像是在初吻，滋味无穷，久久不想松口。平时完事以后我们很快就睡着了，但这次她又将我紧紧抱住，显得格外亲热和温存，久久不想松手。当我们的脸相贴时，我突然触到她眼窝内冒出的热泪，我不知她今晚为何哭泣，只是轻轻擦去了她的眼泪。因身心疲倦，我很快就入睡了。但我没有料到这是她在暗暗地向我作永久诀别！难道她有预感吗？真像杂志上介绍的在她的脑垂体中能释放一种类似“丧钟”的死亡激素，预感到即将与世长辞，因而在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