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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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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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梦龄 李占恒
声明:。

正文

第一章 败兵之将

1948年秋天,长春城内一片混乱,被围困的十万国民党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大街小巷每天都有饿死的人,关内的报纸说长春成立了“埋尸委员会”。一天,督察处逮捕了一个叫王万富的木匠,他的老婆孩子都被饿死了,他饿得没有办法,就到市场上去诳骗那些饥饿的孩子,把十一二岁的孩子骗到家,用斧子把小孩砍了,把身上的肉割下来拿到街上顶马肉卖,卖了钱,买高粱米。这样的事,我不但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民不聊生”啊,“饿殍载道”等等都不足形容当时长春饿死十来万人的凄惨景象。

守在长春的部队计有新七军和六十军,加上吉林保安旅,骑二旅和警察总队等。这些部队的士兵饿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军官们依然如故,吃得脑满肠肥,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躺在白骨堆上享乐。

长春守军没有力量出击,期望辽西战役打好,能有援军到长春解围。蒋介石给郑洞国的电报指示:“固守待援,相机出击。”待援是可以的,出击是办不到。给养没有,士气低落。士兵把长春当成“坟墓”,军官揶揄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

这种情况下,我在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①工作已没有什么劲头,加上我与处长张国卿还有一些私人意见,9月,我就离开了督察长的职务。随即,保密局长春站②站长项迺光保我为“军事联络组”组长。当然,南京保密局不会不准的。这个“军事联络组”是为控制袁晓轩一支两三万人的“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武装特务而成立的,一个少将组长,四个中校组员,还有一部电台。由2月到9月,这支特务武装便垮台了。我这个组长已没有工作可做,只担个名领几个薪水和给养而已。

离了督察处,我是“无官一身轻”。每天自在逍遥,整天吃喝玩乐。虽然饿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可是我的生活还保持正常。我的习惯,不吃大米,不吃豆油,每天仍然吃最好的美国面粉、猪油,或者芝麻油,鸡、肉不断,一些小特务给我到处搞吃的。我在外边也有一些应酬,所到之处也都是大酒大肉。除了吃就是嫖。找女人跳舞,没有大型舞会,就组织家庭小舞会,轮流在各个“公馆”举行。这个太太,那个小姐,乱七八糟,自己倚恃有高粱米可以作为玩弄女人的诱饵,这时我的生活毫无拘束,心想:反正快完蛋了,八路军一来,一切都不属于我,为什么不得乐且乐呢?

北平家中接二连三地来电报催我速回,二老婆郭依平给我来电报说:“老太爷叫你赶快回来,再不回来,就是不孝。不然,我就到长春去找你……”一些朋友从北平、天津都来信问候,望我早日离开长春这个危险地区。从关内寄到长春的信是空投的,长春往外寄信是寄不走的,只有用电台发电报,我利用空军的电台发这些私人电报。特务电台不能随便乱用。我回电报告诉他们:长春四面被围,飞机场已被八路军炮兵控制,不能起落飞机,只要有飞机我就走。这是项迺光与我说定了的。

9月中旬以后,各地战况非常不好,天天是打败仗的消息,不是这个地方丢啦,就是那个县叫八路给占了。消息来源于收音机,还有沈阳“东北剿总”的通报。南京保密局也给长春站来了电报,指示:能潜伏的立即潜伏,不能潜伏的向沈阳疏散或到北平集中。九月底,我与项迺光商量,我要化装经四平去沈阳。项迺光说:“你走,我先向南京局本部请示,我不能同意你经过四平,你忘了,南忠信(长春警察三分局局长)到了四平,来信不是说得很清楚嘛,公主岭及四平等地的八路军卡哨都询问你的行迹。由此可见,八路军要抓你,你还自己送上门去了。”

我一想,这么走的确危险,认识我的人很多,比如5月20日在长春召开的军民大会,庆祝蒋介石就任伪总统,有六七万军民参加,我是这个大会的警卫组组长。我站在大会门前的警卫车上,虽然穿着便衣,却也暴露了身份。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会后对我说:“你还怕八路不认识你,站在汽车上自己贴布告呢!”

长春如果失守了怎么办?我与项迺光研究,第一是随军向沈阳突围,项迺光对我说:“长春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三个部队:新七军的三十八师,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和吉林师管区,这三个部队的部队长陈鸣人、李嵩、李寓春都与我说好了,并且我已经给南京打了电报,毛先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回电说已转报给大总统。这三个部队可以与咱们一致行动。”

我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项迺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相片,我、项迺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相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吴国栋”,商人。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

我又叫医生给我弄了一些吗啡、疲乏崩,我吸食鸦片,唯恐途中不能吸食。

有一天,我到督察处去看看。接我工作的陈牧对我说:“现在,没有什么案子可办了,政治案件都处理完了,看守所押的几十个人都是刑事犯。外边有人说,八路军就恨督察处,督察处就是关督察长,和两个陈主任,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寿岚。这话也不假,咱们过去怎么抓人家,审人家,杀人家,将来人家如法炮制。所以,有政治犯还要抓,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对呀,能杀就杀呀!宁可自杀,也不叫他杀。”我又接着说,“咱们手中连自杀的东西都没有,真被八路抓去,死不了活不了有罪受。应该预备毒药棉花,必要时往嘴里一放,完啦,省得遭罪。1945年光复,在汉口抓了一个日本战犯,少将级的军官,押在咱们的看守所,入所之时,没有认真检查,他带了一块毒药棉花,什么口供也没有就自杀了。老板(军统特务对戴笠的称呼)当时在北平发了一顿脾气,说这个看守长无能。”

“这个日本战犯把毒药棉花放在哪里啦?”陈牧问。

我告诉他:“放在军衣贴边儿,没法查出来。后来,我在北京担任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长,我对看守所所长说:‘抓来的八路和日本战犯一进所就要把衣服脱光,另给他们一套囚服,如果再不放心,叫他们先洗个澡。’这样什么事也没出过。”

没有几天,沈阳“东北剿总”二处处长郑兆一给我和张国卿来了一个电报,说要在长春布置潜伏组,原来的方学儒那个组已暴露身份,无法潜伏。求我们在长春给物色个组长人选。我找了徐克成,他是伪满的秘书官,后来又为我们做过情报工作。当时在长春赋闲,他的家在长春住,长春的社会关系多。他愿意干。我与张国卿便给郑兆一回了一个电报,把徐克成介绍给他。10月初,由沈阳用飞机给徐克成这个潜伏组空投了干电池,密电本等,并由我代向长春后勤第十六支部给徐克成领了半年的经费,半年的粮食。

同时,保密局长春站也布置了潜伏组,组长吴殷强,他年龄大、稳重,在七马路开了一个粮米加工厂,扮作商人,很像。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迺光找我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他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5个组,每组10个或15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

对于这些事情,我没有意见。

为了便于紧急行动,督察处的内外勤人员都命令搬到处内住。我内心并不紧张,听说蒋介石到沈阳亲自布置一切,我认为最近可以安然无事。我每天接触的新七军的军官们不是跳舞就是打牌。我想:“长春有这么多军队,两个军,六个师,上校以上的军官有几百,我怕什么?天塌有大个,过河有矬子,死,大家死一块;逃,大家一起逃,我用不着过分忧虑。”我准备腌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给我买一口猪,预备春节吃火锅,过个太平年。

10月14日锦州防线被突破,这个消息传到长春如晴天霹雳,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锦州被占,切断了沈山交通,使华北与东北交通断绝,使东北的守军成为瓮中之鳖。东北休矣,长春不待论矣!10月15日,我看见新七军的所有大小汽车、卡车一律试行加油,擦修,似乎要出动的样子。

10月16日是农历九月十四,我33岁的生日。长春金店同业公会理事长魏占元张罗给我祝寿,我说:“这个时候可不能过生日,叫外人知道说闲话,如果要聚会聚会,就到我这儿,找几个朋友偷着吃一顿,我请客。”

于是魏占元找来了几个朋友,我叫厨子做了一桌席,鸡鱼海味,应有尽有。不算烟酒饭,花了七八百亿元,算在一起有九百亿元。酒醉饭饱,尽欢而散,午夜我才休息。我刚上床,床头的煤油灯罩炸了,我心中颇不高兴,谁也没碰它,这个灯罩怎么会坏了呢?早不坏,迟不坏,偏在过生日这夜坏!太不吉利。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还没有起来,我的表弟苗可成(新七军谍报队队副)到我这,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不好了,六十军叛变了!长春完蛋了。现在长春分两部分,新七军的防地可以通过,六十军的防地不准通过。二哥你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问消息吧!”

我匆忙起床拿起电话机想给新七军参谋处打个电话,一拿耳机,没有声音,电话坏了?洗完脸我就到新七军参谋处,参谋处没有人,几个下级军官什么也不知道,我下楼到卫侍班问李鸿军长的病好了没有?说现在正发高烧,不能说话。我又从新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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