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光复后，财政相当紧张，民政长李平书竭尽所能，搞到了三十万两银子，但仍不敷用度。陈其美打上了上海大清银行的主意。可是大清银行行长宋汉章人在租界，根本不买陈其美的帐。
陈其美也真能计较，居然找到了这么一个机会：宋汉章某日往吴芝瑛开的小万柳堂吃饭，小万柳堂濒临苏州河，笃定是选择位置最佳的水阁招待宋行长。而苏州河恰好是华洋两区的分界。陈其美居然派一只小火轮，由黄浦江入苏州河直扑小万柳堂，就从水阁上去，把宋汉章拖进小火轮，关进他的都督府。
这样就不算从租界上捉人吗？各国上海领事可不这么认为，他们找到伍廷芳，要求他向“革命党政府”（各国领事一直不用“沪军都督府”称呼上海新政权）要人。伍廷芳只得与陈其美开谈判，结局是大清银行停止将款项解往北方，陈其美方面放人。宋汉章出来后，为纪念吃这次苦头，还自费印了一本《伍公平法记》，上海北京到处送人。陈其美这个流氓都督的名声一下便打响了。
这时光复会有了利好：章太炎、陶成章分别自日本、南洋来沪。光复会人心大振，钱基博后来作《辛亥江南光复实录》，对二人有如下评骘：
“炳麟徒以文学有高名，领袖光复会，而书生呆不晓事；成章智而能得众，实左右之。光复会之有陶成章，犹同盟会之有黄兴也。炳麟不足当孙文之恢廓有大略，而成章则胜于黄兴之轻发多败事；黄兴未必推心于孙文，而成章则实竭诚于炳麟……起义诸公，各擅一地以组织政府，号令不统于一。成章忧其涣散无纪，而说炳麟以统一为天下号，与黎元洪、程德全、汤寿潜及宋教仁、张謇、熊希龄诸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旋改为统一党。”
如果陶成章的计划成功，恐怕不仅是陈其美在上海的地位有问题，就连整个同盟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位置都要发生动摇。因此一直有人说陈其美刺陶是孙文、黄兴指使或至少默许的。尤其是浙江都督一职，杭州光复时已有人提议陶成章出任，同盟会力量在浙江较之江苏更弱，但陈其美力挺立宪派的汤寿潜以遏制陶成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浙方又提出陶成章出任，且有电文公开曰：“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意存仰慕，却变成催命符。电文见报之日，即陶成章被刺之时。
陈其美指使蒋介石于1912年1月14日凌晨二时刺杀陶成章于广慈医院。当时上海已经谣传多日，说“陈英士要刺杀陶焕卿”。陶成章因此换了几间旅馆，养病也挑了一间很僻静的医院。而据章太炎追述，陶成章确实收到过辗转传递的警告：“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是光复会会员，镇军军官。中华民国成立前八天，此陶被陈其美以“在九镇进攻雨花台时，中途截留由沪运往械弹”的罪名，未经军法会审，枪杀于都督府大堂。光复会事后提出种种质询，陈其美拒不回答。
陶成章被刺后，孙、黄分别致电陈其美，要求“严速究缉”，黄兴并要求陈其美“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而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则称“盛传满洲暗杀党南下，谋刺民国要人，公或其一也”。
章太炎明显将这些说法认为是居心不良的烟幕弹。他立即写公共信发表于《大共和日报》，直斥黄兴“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属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并说这种鬼域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杨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有人说，这封撕破脸的公共信让章太炎逃脱了成为下一个陶成章的危险。
蒋介石替拜兄陈其美完成这桩大事后，遭到光复会的追杀，在刺陶同伴王竹卿被光复会的复仇之火烧死后，被迫逃往日本躲避。后来蒋介石得正大位，御用文人写及辛亥史，往往称陶成章为“假革命”。
同盟会光复会从此势不两立，章太炎后来在川军烈士悼念会上写的一副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虎踞龙蟠，古人之虚言！”意向所指，明白无误。
不过，正如钱基博所言：“成章死，而炳麟失其谋主，燮和无与提挈，光复会于是无能为役矣！江浙各地之光复，光复会之功为多；而同盟会嫉其掩己，阴贼险狠，命刺客交于衢路。炳麟贻书告孙文，置不理也！……炳麟徒托空言，光复会浸衰浸微，而同盟会独盛于世。”
上海光复，是商团、光复会、同盟会协力达成，到头来却变成陈其美独享其成。这位爷叔行事太霸道，上海人对他也很不满意。众口腾传陈其美当日攻打制造局时轻易被抓，仿前清官员资格“两榜进士”的说法，称他为“一榜（绑）都督”，又因为陈其美喜欢逛妓院，当都督后不改英雄本色，据说还得过杨梅大疮哩！又称为“杨梅都督”。
种因必得果。上海光复这锅夹生饭，过得一两年，便让人尝出了滋味。李燮和在吴淞军分府撤销后，北上谋职，很快被袁世凯网罗，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而二次革命，陈其美再攻制造局，“商团、商会和地方上的人都不参加。第一次攻制造局，大家不逃难；第二次攻制造局，大家知道要失败，纷纷逃难。陈其美一打就失败。”此次陈其美能动用的力量岂辛亥可比？但是没办法，辛亥年由李平书联系伍廷芳，即能说服租界当局一概不管革命党行动；1913年在陈其美攻制造局失败后，租界当局立即将陈部缴械。商会在上海的力量，实在举足轻重啊。
要共和，不要革命
【“我辈看起义似甚简单”】
十七岁的草桥中学五年级学生叶圣陶（这是他刚给自己取的号），隔了两天才知道武昌事变的消息。苏州本地没有大的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从上海送到苏州，总要晚上那么半天一天。
而且他得到的消息也不那么准确，比如“武昌已为革党所据，新军亦起而相应”（其实是反过来的），“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完全没影儿的事），“此事也，甚为迅速与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事实是仓促得很，也谈不上机密）。然而不管怎样，少年的兴奋欣喜是真实的：“从此而万恶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矣。望之望之。”
这位喜读《民立报》、为蹈海英伦的杨笃生写过挽诗的中学生，家里很清苦，“无半亩田一间屋”，父亲给别人当账房，下乡收租。然而少年热血，不因家境而改变，同班同学顾颉刚回忆当时他们怎样地爱读于右任主编的革命系“三民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我们非常的爱它能给与我们一种新血液……使我们甘为国家牺牲”，前两张报纸被封之后，“怪不得跟满清政府和租界上的工部局拼命”。（《十四年前的印象》）
江苏是立宪派大本营，苏州尤其平静。苏州少年的热爱革命，甘为牺牲，更多是出自对国家的忧虑，因此“三民报”是他们拥戴的，而《国粹学报》、《东方杂志》也是他们喜爱的读物。叶圣陶非常渴望能自己办一份报纸。他在1911年3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如吾等者，居此似乎稍安之地，边虞之危难实不得知，全赖报纸为之探听，为之警醒，使吾人得有以为之备，有以为之挽回。”至于如何挽回，未必有什么定见，所以革命党的报纸也爱看，立宪派的杂志也受落，1910年11月中旬苏州开提灯大会，庆祝朝廷下诏“宣统五年开国会”，叶圣陶和顾颉刚也晚晚列队参加。
后来叶圣陶重看自己辛亥日记，感慨“我辈看起义似甚简单，而关心殊甚”，而顾颉刚的回忆更为形象：“我们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上海各报，每天下午一时车运到苏州，我们就推定同学，在下午二时下课休息的十分钟里，赶快跑到宫巷桂芳阁茶馆里，向卖报人买了几份报纸，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辛亥观感》）
上海报界，当时大都倾向革命，受众亦是如此，《申报》曾登载武昌革命军失败消息，被读者堵门质问，直到编辑拿出电文原稿才解释清楚。从上海报纸得来的消息，自然会在原本就倾心革命的少年人心中，构建一出“想象的革命”，如“各国对此事颇赞美之，谓少年之中国方勃勃而萌芽也。此语余颇深信之……苟一改革，则我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同胞，皆即为少年中国之分子。而今果改革矣，乐又何如！”（10月14日日记）对照在清华园惶惶不安的吴宓，叶圣陶实在要乐观得多。
基于这种乐观，他对江苏革命党人行动迟缓非常不满，在叶圣陶的想象中，江南是开化之地，应当是党人一呼，应者云集才对，“独恨吴地兵士亦曾少受教育，智识既开，见解当正，而何以绝无动静也？”（10月19日日记）
在叶圣陶看来，革命军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事，“盖如此正正堂堂之师，本当胜也”，一听到不利的消息，则“闷郁特甚”。他也想到过革命军一败再败，终至于消灭的可能，但一想到这点，就觉得“不堪设想”，那样的话，我们这样的人，还怎么活得下去！他整天想着这件大事，上课“充耳而未有所闻”，回家后也无心温课，一定要报上又登载了革命军胜利的消息，才得了大欢喜，急急跑回学校，“以报纸携进教室，则同学争夺之……皆笑色现于面，暗相告语，不顾程先生在讲台上矣。是课毕，同级人出以告众同学，则顿闻至响至宏之欢呼声发于自习室中，是真爽快快乐哉！”（10月21日日记）
外省革命形势越好，叶圣陶就越愤愤于江苏的无动静。仅仅在日记发泄已经不足于平息他的愤懑了，11月2日，上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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