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就在第二天，宣统发布了退位诏书，大清帝国终结。烟台的沪军复又向黄县挺进，清军弃城而逃，临走前将俘虏的民军廿八名官兵，尽行处死。又过了几天，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派来了新的山东都督周自齐。烟台军政府撤销。围观的列强也各自散去。
清军进城时，王叔鹤避往“西悦来”丁家花园，被丁家一个小伙计看见了。王叔鹤给了他一块大洋，叫他不要声张。晚上，小伙计回家，父亲发现他身上有大洋，逼问出实情，不敢隐瞒，报告家主。丁家也不敢隐瞒，报告了清军。
南北统一后，由一些革命党人出面，责成丁家出一笔钱，作为给王叔鹤的抚恤金。王家不要这笔钱，捐给了菜园泊学堂，盖了座小楼。这座小楼，到1950年代，还在。
大清了，民国了
【新的新年】
1912年1月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
几乎所有省份在独立后，都立即改用了黄帝纪元，不过，历法还是阴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力主废阴历，用阳历。改元正朔，本是改朝换代的惯例。不过改用“西历”，还是引起了很大争议。表面上的理由，大抵是夏历已用了二千年，何必轻改？反驳者则说西历“进于世界大同”，而且更符合轩辕黄帝“以冬至为岁首”的原则云云。
私下的说法就多了。有说孙中山本人是基督徒，又在西方受教育，所以坚持用洋历法；还有人怀疑，“黄帝纪年”是章炳麟核定的，孙黄系竭力反对，会不会要跟光复会别苗头？
不管怎么说，孙中山声称，如果不用新历法，他就留在上海，不去南京就职。这种时候自然就有人出来斡旋。不过中国人一向讲名正言顺，历法并非小事。僵局始终没有打破，直到1911年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开会讨论历法，据吴铁城回忆，“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启程，不过他的专车“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军队迎送”，开得很慢，一行人赶到南京时，“天色已黑”，总以为就职典礼至少要明天了。临时总统秘书任鸿隽吃过晚饭，倒头便睡，次日清早起来，才知道大总统就职典礼已经举行过了。（《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
孙中山显然刻意要在1月1日这天就职，以完成民国改元的象征意义。因此尽管已经入夜，尽管路途疲惫，他仍然坚持立即举行就职典礼。等到各省代表聚齐，已是夜里十点。典礼时间当然不可能太长。最遗憾的是，南京一时间找不到镁光灯，典礼竟未能留下一张照片。
抛开历法之争，手创民国这样的大事，还是足以让当事者兴奋莫名。夜深人静，也没有足够的车辆，“各代表在半夜里由总统府步行回三牌楼旧谘议局”，那夜的月亮很大，有人说，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喜事，不可以毫无动静，于是有人带头高喊口号，众人欢呼雀跃，有些代表干脆大声唱起歌来，沿途居民被吓醒的不少，纷纷隔着门缝往外张望，还以为南京又闹兵变哩。
就职典礼这事各省都不知道，不过改元倒是早传出去了。1月1日上午，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圣陶正准备上课，有同学告诉他已改用阳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还没公布嘛），推出一个人去打电话问苏州军政府，那边答话说：“是的，今天就是元旦。”这个消息让这些十八九岁的中学生非常兴奋，叶圣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乃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这时，孙中山的就职典礼还没举行呢。
叶圣陶是新政府的热烈拥护者。1月5日，他亲自动手，为父亲剪去了发辫。1月8日，苏州公立中学监督袁希洛自南京回苏，袁是各省代表联合会议里的江苏代表，也是阳历的铁杆拥趸，“阳历更符合黄帝历”的说法就是他提出来的。师生见面，分外高兴，1月9日，叶圣陶与同学们与袁先生摄影留念，大家都穿上西装，以示“咸与维新”。叶圣陶对新政府的热爱明显受到了袁希洛的影响，照完相，叶在照相馆就手买了孙中山的小像，“印工纸料皆非常精美”。
元旦没得及庆贺，真是个遗憾，叶圣陶与同学们决定庆祝“第一元宵”。经过几天筹备，到了1月15日那日，学校里彩灯遍挂，旗杆高竖，“悬五色国旗及校旗焉，更悬小灯十，其色一如国旗。校门以内则遍经五色灯及万国旗，门前杨树一带亦经绳而悬以灯”。不仅是草桥中学，苏州城这天也遍燃灯火，“恍入不夜城矣”，学生们循例提灯出巡后，在校门前燃放花炮，观者如堵，鞭炮声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声，“乐不可支之狂笑声拍手声，声声相应”，归途望去，家家门首，尚红灯闪闪。
民国元年的正月，于叶圣陶而言，可谓喜事连连。1月28日，叶圣陶正式从草桥中学毕业，成为一名社会人。本来他还颇为就业担心，但经袁希洛郑重介绍，苏州教育课长吴讷士聘叶圣陶为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教员。叶圣陶家境不宽裕，有这份教职，家困可以纾解不少。
同时，叶圣陶也与顾颉刚等朋友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党。这个由江亢虎创建的政党发展迅猛，苏州支部1月14日成立，2月初已经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党纲声明“赞成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普及平民教育”等等，叶圣陶他们却认为自己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叶圣陶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友人一同“研究社会主义”，在参加王伯祥一位朋友婚礼时，叶圣陶送的一幅贺字，被当场一位女士相中，找人介绍，把自己的侄女胡墨林许配给了叶圣陶。这可真是革命带来的又一件好事。
【44天：交织的时光】
与春风得意的叶圣陶相比，同是十八岁的年轻人，吴宓的日子可不太好过。他从北京辗转逃来上海，已经有两个月了。清华复学无望，而且随着局势的发展，好像是越来越无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赔款还会继续投往北京的海淀镇吗？
回归清华既然希望渺茫，学业总要继续。吴宓思量再三，终于决定与几位同乡一道，报考设在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这是教会办的学校，比较稳当，学的课程与清华也较易对接。
1月29日，吴宓与同乡到黄浦滩游逛，下午回寓时落了大雪，絮飞片片，南方的阴冷让北方青年吴宓很不习惯。当夜三点，对街的馥康里失火，迅即延烧了六七家。寄居在姑丈家的吴宓冒着雪后的冷，披衣站在弄堂口观火。“当火之时，居人号呼，警吏奔驰。火映水汽，半天空皆红色辉耀，火星四迸。而屋之焚烧或倒落，复时作劈拍震击之声”，吴宓不禁在日记感慨：冯国璋攻入汉口时那场大火，自己虽然未能目睹，看看这场小火，也能想象当时的惨状啊。
第二日清晨，吴宓又到火场看视，火烧后的余烬，雪化后的水流，混在一起，流得遍街都是。失火的家庭，站在寒冷的户外，守着仅余的什物，衣冠不整，面色懊丧。听说，这些住客大都是避联军攻城之乱，从南京迁来的……
吴宓的故乡陕西，此时也在水深火热之中。甘肃的升允仍在猛烈地向东攻伐，《时事新报》甚至报道说西安已被攻陷。陕西多番告急。旅沪的陕西商人，连日在一品香等处聚会，策划成立救援队与运输队。民立报的于右任伯伯，吴宓的生父吴建寅都参与其中。
这些事轮不到吴宓管。他的头等大事是应考，2月5日，四点即起，六点半出发，八点钟入考场。出乎吴同学的意外，英汉考题都相当浅易。在考场还碰到三位清华同学——看来大家对清华前途都很悲观。可惜吴宓太紧张，竟然忘了问他们的住址，不然也可以联络联络，抱团取暖。
两天后，圣约翰学堂的录取名单登在《民立报》上，吴宓与清华的两位同学都取中了。接下来是陪未考中圣约翰的表哥胡仲侯报考麦伦书院，忽忽又过了五六天，中间几次去民立报馆看望父亲，多见不着，只听说有“同乡败类”集会反对于右任伯伯，大家公推吴建寅去南京向于伯伯说明情况，以谋对付之策。
待得2月12日，终于见着了父亲。吴建寅告诉吴宓，圣约翰的学费不必担心，陕西商号汇款。吴宓希望能跟父亲长谈一次，但吴建寅忙着送“豫晋秦陇红十字会”乘船往西北战场，只能向吴宓点点头：“改日吧，改日咱们谈谈。”
2月13日，上海大雨。几天来都觉得身体不适的吴宓“枯坐楼中，寂寥实甚，无术消遣”，终于病倒了。吃了几粒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实在过不惯，吴宓口角冻裂，张不了嘴，吃饭说话都很辛苦，“诸种交至，益觉怅怅”。这“怅怅”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逊位，今天孙中山的辞职。
密切关注政权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许“清国遗老”的郑孝胥。他的日记自然坚持不用阳历，但人在上海，对新历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争，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郑孝胥看来，“前日朝廷所颁信誓十九条，大权全在国会，政治改革之事已无可争。今革党欲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实则王室已成虚号，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若争此而战，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
郑孝胥觉得，南北议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国会，决定政体，企图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还自以为得计，实在愚蠢兼搞笑。“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决定君主政体，亦行颁布，则如之何？”而�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