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嘉靖二十七年,曾铣先以误国、通敌、贪污等罪名被抓。当时,夏言正在出差回北京的途中,说刚到了通州,他就听到了曾铣被抓的消息。夏言突然意识到整个问题的严重性,也突然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严嵩的黑手在,所以他大呼了一声,说“噫!吾死矣!”就是说“哎呀,这下完了,这下我要被严嵩害死了!”
这时候,他意识到他中了严嵩的奸计了,可一切都晚了,就在他喊出这一声猛然醒悟的话的时候,朝廷来抓他的锦衣卫也到了通州。后来一个堂堂宰相夏言,还有一个堂堂总督边关事务的大帅,都以莫名其妙的误国罪被杀掉了。
这一下朝野震动,而严嵩也就此取代了夏言,成为了嘉靖朝权势熏天的内阁首辅。
结交
夏言的死,在当时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考上进士、进入官场的时候,他还是当朝宰相;可张居正的见习期还没满,一个当朝宰相就莫名其妙地给杀掉了。
北京的官场上,上上下下的官员都非常震惊,更不用说张居正这个刚刚进入官场、还在见习期内的庶吉士了。
所以有关这件事情,虽然张居正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信息,并没有交待过他当时的想法和看法,但作为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抱负的年青官员,张居正的内心深处一定也受到过不小的震动,这从他在这件事后跟严嵩的接触上大概也看得出来。
明眼人都知道是严嵩害死了夏言,《明史·夏言传》就说夏言临死前曾上疏嘉靖,指出是严嵩陷害他的。所以以夏言的地位,突然被严嵩扳倒,而且遭到的不是什么勒令退休、或者罢官的命运,而是杀身之祸,这就太让当时的官员们吃惊了。所以当时严嵩一取代夏言之后,依附严嵩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张居正并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他也不知道严嵩与夏言各是什么样的人,他只知道严嵩现在是他的校长、是他的老师,而且还是内阁首辅;他只看到在收复河套这件国事上,大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严嵩居然就把一个当朝宰相和一个边关的总督给放倒了。所以作为新进官场的年青官员,张居正很自然地与严嵩套上了近乎。
在张居正的《张太岳集》中总共有十几篇为严嵩父子写的赞美诗,还有一些文章。有的是为了严嵩的生日庆贺,有的是过节的时候写的庆贺诗文,还有一些是代严嵩写的上奏朝廷的贺表。其中最早的诗文就是始于这个时期。
你看,从庆贺生日的诗文,到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子也要写庆贺诗文,再到严嵩后来甚至让年青的张居正代他写上奏朝廷的贺表,这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张居正与严嵩的关系是越走越近的,而且严嵩对张居正也是比较欣赏的,要不然也不会让他代自己写文章了嘛。
但我们不能说,这就代表着张居正要加入严嵩的政治阵营了。
在“加入哪一个政治阵营”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我觉得张居正的政治敏感与政治天赋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
首先,他知道在官场上,你可以孤芳自赏,但你要想有所作为,就一定不能孤立无援。因为官场是最讲究团队合作的。“官场官场”,没有共振和呼应,哪来“场”的效应呢?
所以他刚入官场,就在严嵩的权势面前,伸出橄榄枝来,这说明他是有了这个准备的。
但其次,有了这个准备,并不代表就已经做出了必然的选择。
张居正向严嵩伸出的橄榄枝,更象是一种政治触角,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可能性罢了。
可现在不选择,不代表永远不选择。张居正水平再高,也终归要有自己的立场。在政治上,最坏的情况不是你没能力,而是你没立场。
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场风雨中,张居正面临严嵩与徐阶两大政治集团,他到底是该向左走呢还是向右走呢?到底张居正最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而什么样的因素会成为决定张居正选择的标准呢?
请看下集:《向左走向右走》
第五讲 向左走向右走
变故
我们在上一讲里说到,张居正初入官场,就面临着如何处理跟内阁首辅严嵩的关系,我们说他靠近严嵩、接近严嵩,但不等于说他加入了严嵩的政治阵营,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一场突然发生的变故说起。
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这一年算起来已经是张居正踏入官场的第四个年头了。这一年张居正回江陵老家休假了半年,可是才回到家一两个月,就呆不住了。为什么呢?时局变化,时刻揪心啊,所以张居正在家没呆几天就开始又往京城赶。
那么,是什么时局让张居正这么着急呢?
他进入官场四年,前三年都任庶吉士,我们上次说过这只是个见习生的位置,好不容易三年试用期满,这才授了个七品翰林院编修的职务,虽然有品阶了,但一来七品,不过是京官儿里最低的,二来翰林院编修也是个闲职,不过就是皇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员而已,论职称,张居正当时也就是个助教,也没什么实权,更谈不上什么政治实践了,什么样的时局变化能让他着急、能让他挨得上边儿呢?
这就要说到那句名言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牵扯到国家兴亡的大事儿,才让这个热血青年心急如焚地赶回了京城。
原来,北方蒙古族的后裔鞑靼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后来,在明英宗的时候,他们占据了河套地区,这一下就对北京的防卫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前些年,他们还只是在边境上进行骚扰,随便抢点东西。后来因为明王朝国防力量越来越薄弱,他们就一次次地逐渐深入。
嘉靖二十九年初夏,鞑靼的首领俺答再次率兵深入内地劫掠,这一次本来也只是打算多抢点东西,所以深入的程度就加大了一些。哪知道,明朝的军队根本没什么战斗力,俺答的军队突入古北口,明军一战即溃不成军,结果俺答乘势兵进通州,一下就对北京形成了包抄之势,史称“庚戌之变”。
蒙古人眼见着就打到北京城下了,这可是国都啊,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北京被打下来那就是算是亡国了。你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张居正他能不着急吗?所以他急急地赶回京城,就是要在这国难当头做些什么。
但能做些什么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时候他应该站出来,站在政府当权者的面前,表明态度,积极进言,哪怕贡献一丁点儿个人的智慧那也是好的。
那么张居正一个七品芝麻官儿,他凭什么能到执政大臣面前说话、表态呢?张居正他为什么会有这份自信呢?
这是因为,他和当时政坛的两位当权人物的关系都还算不错。
一个就是严嵩。
我们上一讲说过,在严嵩斗倒夏言之后,张居正把友好的政治触角伸向了严嵩,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可以说严嵩虽然没重用张居正,但他对张居正的态度也是很友好的。
另一个就是徐阶。
夏言倒台前,开始认识到严嵩的奸诈,可惜为时已晚,于是他快速提拔了一个正直而又可以在将来跟严嵩对抗的人,这就是徐阶。徐阶这个时候任礼部尚书,因为也擅长替嘉靖写青词,也就是道教仪式中写给太上老君的思想汇报,所以徐阶正逐渐受到嘉靖的重视和喜爱。
同时,因为徐阶这时候还兼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也就相当于是常务副校长,所以他才是张居正真正的老师。
我们以前讲过,张居正写过一篇谈改革思想的《论时政疏》受到过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就是徐阶。明末周圣楷的《张居正传》说“时少师徐阶在政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这话也就是说徐阶看中张居正了,尤其是说“深相期许”,那意思也就是说徐阶很早就看重张居正并打算重点培养他了。
但嘉靖二十九年这个国家兴亡的危急时刻,张居正自己并还没清楚他到底是要走向哪个政治阵营。所以这个从湖北急急赶回北京的年青人,这时候站在北京的十字街头,就要面临着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选择
人活在世上,大概都面临过这个看似简单却又困难的难题,这个难题的名字就叫“选择”。
关于选择,先秦有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是说战国时魏国有一个叫杨朱的人,他有一天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面对着面前的三岔口,突然放声痛哭起来。
旁边的人就问他,说“诶,这位,您哭什么呢?”
这杨朱倒也老实,直接就回答说:“唉,我不知道该走哪条路!”
旁边这人听了直摇头,说“嗨,弄半天你就为这个哭啊,挺大个人,你又不是小孩儿迷路找不着家,你值当的吗?”
结果这个杨朱鄙夷地看了看身边这人,眼泪还没抹干,却带着满脸的忧愁说:“你哪里知道,人生到处都是这样的三岔路口啊!”
这就是有名的“杨朱临路而泣”的故事。杨朱是先秦有名的哲学家,他的临路而泣实际上是种面临选择时的人生感慨。
台湾作家几米用漫画的形式也演绎过这种“临路难”的选择情结。后来还拍成过一部特好看的电影,名字叫《向左走,向右走》。说实话,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名字,觉得起得特棒、特形象。
不只是我,我想448年前,也就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夏天,那个站在北京十字街头的年青人张居正如果听到了这个名字,也一定会觉得这个“向左走、向右走”的说法特棒,因为他当时正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人生选择。
向左走,是进菜市口的丞相胡同,那里是内阁首辅严嵩的府第;向右走,穿过两条街,到槐树胡同,那里则是礼部尚书徐阶的府第。
按道理要找最高的当权者,那应该向左走去严嵩家,因为严嵩是内阁首辅,是宰相啊。徐阶虽然是礼部尚书,但跟宰相还是没得比。从要向高层汇报思想、提建议的角度,当然应该去严嵩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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