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居正之所以被称为神童,在当时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两岁就能认字,五岁就能写诗,十岁上就能写一手好文章了。也就是说,少年张居正的文学天赋非常突出,所以,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应该算是一个天才。
但如果说张居正是因为他的文学天赋才被湖广巡抚顾璘、荆州知府李士翱这些见惯了大世面的人识为天才的话,我觉得还有三个疑问。
一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到张居正少年时的作品呢?
从张居正的后人后来为张居正的刊刻的《张太岳集》里,我们能看到张居正最早的作品是他十三岁赴乡试的时候做的两首诗,之后就是他二十多岁进入仕途后的作品了。前面那些五岁成诗、十岁成文的杰作,更是一点影子都见不着。
就那两首可以看到的十三岁的应试之作,说实话,写的水平也不咋的。一首《题竹》,我们上一次提到过,虽然有气象,但也不能说是特别有文采。另一首也是考试的时候写的一首四言诗,题目叫《题吕仙口号》,也就是写吕洞宾的,诗云:
“这个道人,黄服蓝巾。分明认得,却记不真。呵呵,原来是醉岳阳、飞洞庭、姓吕的先生。”
呵呵,它里面居然用到了“呵呵”这两个字,我觉得倒挺像现在的网络语言。说老实话,我觉得称之为诗都有些勉强,虽然这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了,但要说有文采,我觉得实在是有些牵强。
第二个疑问是,不仅从他小时候我们看不出什么文采来,就是他成年后,虽然他的诗文作品大多都被保存在《张太岳集》里了,但从《张太岳集》所辑录的作品表现来看,他在明代文学史上也算不上是大家。
和张居正同年考上进士的王世贞在后来成为文坛盟主,在张居正的时代,文学运动的开展也如火如荼,但张居正始终都没有名列明代著名文学家之列,《张太岳集》序言里也说他“不刻意为文”,也就是说他的文学成就在明代并不显眼,这样的话,又怎么对得起他少年时文学天才的称号呢?
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的“少年天才”并不是指文学天才。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顾璘劝乡试的主考官不要录取十三岁的张居正的理由就是,这么小的张居正此时中了举,不过多一个吟弄风月的文人而已,却会少了一个治国的良才。如果张居正的天才就是表现在文学领域,那么多一个吟诗作赋的杰出文人不正是一种最好的结果吗?顾璘为什么又要阻挠这一结果的出现呢?
所以我觉得,这鲜明地表明了顾璘他所认为张居正具有天份的地方绝不是指他的文学天赋。
总结以上三个疑问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当时人大多因为张居正的两岁识字、五岁能诗、十岁能文从而识其为天才,但像顾璘、李士翱这些有识之士,他们认定张居正是天才的原因恐怕并不在这一方面。
那么,他们认定张居正是天才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张居正十二岁考秀才的时候,荆州知府李士翱一看他的文章就很喜欢,等到见了面,喜欢得当即就给这个原来名叫张白圭的小朋友取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张居正。等到李士翱把自己发现了一个天才的消息告诉了湖广学政,也就是当时的省教育厅厅长田顼的时候,田顼把张居正叫来,当面考了他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南郡奇童赋》,结果这个奇童不负重望,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交上来,田顼看了之后说,果然是奇童。那意思也就肯定了张居正是个天才的说法了。
李士翱和田顼欣赏张居正的原因都是因为读了这个十二岁小孩儿的文章。
我们知道,一篇好文章主要是好在两个方面,要么好在文采,要么好在思想,像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那就是以文采见长,像西汉贾谊的《过秦论》那就是以思想深度见长。我们前面说了,张居正本人的文采并不见得有多么突出,那么能让荆州知府李士翱和湖广学政田顼都欣赏的地方,大概就应该是在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不凡见识与思考能力上。
这里还有一个佐证,那就是最欣赏张居正的顾璘,在与张居正初次见面中的评价。史载顾璘遇张居正,“一见即许以国士”。
这个“国士”可是很有讲究的。《战国策》里侠士豫让对赵襄子说:“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战国策·赵策一》)这个“国士”就是一国之内最杰出的人才,而这种人才可不只是舞文弄墨的人才,他们往往是有报国之雄心、治国之能力的良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初顾璘看重张居正的地方恐怕也是从他的文章、他的言谈举止里看出了这个天才儿童具有不凡的思考能力与眼光。
另外,我觉得张居正成年之前的人生经历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个证明就是他能理解顾璘对他的期望,并正确地对待了人生中第一次“高考落榜”,这证明他具有独特的理解力与眼光,这一点,我们上一讲已经讲过,不用多说。
第二个证明就是他的第二次落榜。
张居正在十三岁第一次乡试落榜后,一直到十六岁才等到三年一次的乡试考试,这一次,他顺利过关,也就是中举了。中举之后,他去拜访顾璘,顾璘把自己的官二品佩带的犀带解下来送给他,而且对他说,是自己不好,耽误了他三年的时光,但如今中举后,顾璘说希望张居正能继续努力,以天下为己任,不要只做一名年少成名的文士,而要做古代伊尹那样的千古名相。
从顾璘对张居正的激励里,我们也不难看出来他当年所说的“国士”指的是哪一方面。
在顾璘的鼓励下,张居正潜心治学,并在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参加了会试考试。
在明代,乡试就相当于是高考,而会试则相当于是研究生考试,最高级别的是殿试,考上的人叫进士,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博士生考试了。在张居正第一次参加会试考试的时候,和他第一次参加乡试考试一样,他又意外地落榜了。
这次是不是又有一个顾璘式的人物从中做梗呢?
事实上并没有。
那么,是什么让这位有天才之称的张居正又落榜了呢?
张居正后来在给自己儿子的一封信中曾坦诚地分析过这一次落榜的原因。他说:“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因为“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所以导致了“甲辰下第”。(《张太岳集·卷三五·示季子懋修》)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时科学考试的考察重点是文章的写法,而张居正当时的兴趣却转向了古代的一些典籍,以至于在文章写法的训练上荒疏了,这样就导致了他的会试落榜。
那么,他当时兴趣转向了哪些古籍呢?
从他后来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来,他当时的兴趣转向了西汉的一些政论文,比如他中进士后第一篇主动的上书就是模仿西汉贾谊的《陈政事疏》而写的《论时政疏》。像西汉贾谊的这类文章都属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探讨,你不要看贾谊在西汉并不得志,其实后来汉武帝开创大汉帝国的思想基础与大政方针都是在贾谊的政论文里最早提出来的。
因为沉醉于对汉代政论文治国之道的研究,所以疏忽了对八股文形式上的训练,这就是张居正第二次落榜的真正原因。
这也证明了思考力与政治眼光的训练才是这个天才成长过程中特别追求的学习内涵。
恩怨
第三个证明,那就是他跟辽王朱宪火节的私人恩怨了。
在朱宪火节害死张居正的爷爷张镇之后,张居正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而且一直还是跟朱宪火节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
比如在踏入仕途后,张居正因为要躲避政治斗争,很快就回家休养了三年,这三年里,他经常跟辽王朱宪火节混在一起。朱宪火节呢,也经常拉着张居正去游山玩水、诗酒聚会。因为他是辽王啊,所以张居正也不能拒绝,有时候他甚至还得陪着这个纨绔子弟去一些花红柳绿的地方,所以张居正曾在这一时期的诗里表现过愤懑与苦恼的情绪,这里头固然有忧国忧民的成份在,但也应该有他那位好朋友朱宪火节的成份在。
所以那一段时间,朱宪火节把张居正折腾得够呛,大概从十六岁灌死张镇之后,朱宪火节的心里就很痛快,心的话当年毛妃非要说你张居正要牵着我的鼻子走,现在看看是谁牵着谁的鼻子走啊?
可张居正也没闲着,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文章里把辽王的一些不法行为,尤其是可以变成日后政治把柄的行为都记录了下来。
朱宪火节不是天天逼着张居正陪自己玩吗?于是他的那些糗事,张居正也摸得一清二楚。什么霸占民女啊,什么私自另立辽王继承人啊,甚至私自擅离辽王封地啊,这些对于日后的清算可都是非常关键的证据。毕竟在人事斗争上,辽王这个纨绔子弟跟天才的张居正没得比。
这里头,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这个细节是一篇文章。
张居正进入官场后,就遇到了权相夏言与奸相严嵩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张居正到底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会有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问题是张居正在夏言与严嵩斗争的缝隙里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论时政疏》。
这篇文章把当时国家政治危机的几个方面分析得都很透彻,体现了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敏锐的政治眼光。
这篇文章也受到了当时一个重要人物的注意,这个人物是继顾璘之后,第二个可以称为是张居正的精神导师的人物。他是谁?我们也暂且先卖个关子。他因此而看重张居正,并着力想把张居正培养成政治接班人,这说明张居正的这篇分析时政的《论时政疏》里表现出突出的政治天赋来了。
但世人往往并不知道,张居正这篇《论时政疏》所表现出“政治天赋”的内涵并不只限于治国韬略方面,这篇小小的文章还透露出了张居正这个“政治天才”的心机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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