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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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 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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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较少而集中力量的军队(假定质量略等)所各个击破。遭遇战“双突破”与“闪击战”中时间因素之作用更为明显。

在空间问题上,有个德国的所谓“名记者”W。Schenkoc在《论日本战略》(原文见一月号《亚美月刊》,译文见《反攻》第三卷第一期)一文中,重复而着重地指出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靠地理因素即领土之广大。他说日本之不能速胜,是忽视了这一点。他说:“地理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条件。”另外一个美国的所谓“远东通”欧文。拉特模(Ouen Lattmore),他在“日本吊在中国的弦上”一文中,把中国画个三角形,由西北兰州到河北的山海关,与西北的兰州到西南的滇越交界处为垂与底,把东北到西南的沿海线拉直为斜边,他认为日本的失算在于未能贯彻一年前的计划,“……先控制三角形的北方之线(按:即指华北)再趋直角,然后从北方和西方(按:即陕甘宁)征服四川。”(译文见“文摘战时旬刊”四十三号)他认为中国历代的战争,都是这样打,才取得胜利的。这位“远东通”对中国的历史,似还未全“通”,或是他忘记了明太祖朱元璋之光复,与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胜利,并不是这样打的。他这种“小小的几何癖”实由于不了解“在大多数场合,最适合于打开一个国家的门户的锁钥是对的军队”(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第六篇第二十三章,经列宁摘入哲学笔记内,并批了“妙极!妙极!”等字)。

对于空间的了解,我们认为空间与时间是分不开的,同是战力存在与战争运动的形式。没有时间的空间与没有空间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时间与空间进行战争也是不可设想的。假如把中国领土全部失掉,去借外国领土来抗战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中国抗战必须在中国领土内行之。因此保卫国土,成为我们全民族的神圣任务。虽然“在敌国领土上来保卫本国的领土也是可能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苏联之在卡累利亚的战争正是这样。但在中日战争的具体情况中,这种可能早巳没有。中国有广大的领土,这一“地理因素”便宜于中国的持久抗战,并使敌军越深入越分散,越暴露弱点,使中国越宜于转守为攻,这是重要的条件,这与卢森堡等国不同。然而,如果过去三年中,我们不坚持抗战,那么广大的领土又于战争何益呢?中国领土广大的条件,早已存在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利用这一条件。那种认为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地理因素即领土之广大的意见,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它将使我们放松了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使我们对于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高压,坚持民主的斗争放松,而去迷信那地理因素。这对于抗战是有害的,所以也要批驳他。至于那种有“几何癖”的“远东通”,我们已指出他的意见早为历史事实所批驳,而且各时代的各种战争有各自的具体情形,那种唯心论的说法,用不着多去批驳它。

说到“以空间换时间”这一命题时,我们不免要回想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红军亟须争取时间休息、整顿以巩固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家时,而对于对德议和的争论。1918年3月8日,列宁在苏联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所做的结论说:“梁尚诺夫同志偶然讲了一句严正的话,这正好像十年一次的例外,只足以证明一般一样。他说:‘列宁让出空间以赢得时间。’这差不多是哲学的议论。这一次梁尚诺夫同志竟说出完全严正的词句(虽然只是词句),而全部实质,正是在这个词句中。我正是要将空间让给实际的战胜者,以赢得时间。全部实质,就在这一点上,也只在这一点上。”这一词句的真实意义,在于战略防御者对强敌所不能不进行的“国内退兵”,我们在过去苏维埃战争中所谓“诱敌深入”也与此相同。这被历次的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自然被放弃的部分空间也带去了部分的时间,而且在被放弃的空间里也放弃了一部分力量。不过被放弃的这一部分力量(人力、物力、财力等)是比较被保存的另一部分的力量小(主要是军队的力量,其次是未被放弃的另一部分空间里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为了保存自己主要的力量不能不放弃一部分次要的力量。以放弃一部分次要的力量(“让出空间”)来保存主要的力量,“赢得时间”,整顿自己,寻求敌人弱点,以求最后胜利,就是这一词句的真实内容。

我们知道“攻”“防”是军队进行战斗的运动形态;时间与空间是军队(及一切战争力量)存在与攻防运动的形式。没有时间、空间则军队的存在与攻防运动的进行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如果没有抗日军队与抗战的攻防运动,则时间、空间对中国民族的解放,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说“争取时间争取空间”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前者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后者才是前者的目的。战争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战争直接目的的两方面,“消灭敌人”是主要的,非此即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

“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在不同条件下又互为目的互为手段。“保存自己”的目的,因战争的本质和战争的政治目的的不同而有本 质的不同。在中日战争中,中国抗战是正义战,“其目的在求中国之 自由平等”,所以“保存自己”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日寇的侵华战争却是不义战,其目的在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从这一点上说,它的“消灭敌人”的军队,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民族与国家;它的“保存自己”不是“保存自己”民族生存,而是“保存自己”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政治。

在战争中有时“保存自己”的军队成为主要的。例如当没有“消灭敌人”的条件而有被敌人消灭或打击的危险时,转移兵力以“保存自己”,这是以时间与空间(以及那空间里的人力物力)的部分放弃,来换取有利的作战时机(有利的时间与空间),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也就是在一定时间在一定空间中暂不“消灭敌人”,求得“保存自己”,准备将来更好地更有利地或最后地“消灭敌人”。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放弃,绝不是抽象的或空洞的时间与空间的失去,而是包含着一定的抗战力量(就是在部分被放弃领土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不过这种被放弃的抗战力量,较少较次要于被保存的抗战力量而已。这也就是为了抗战的利益,牺牲小的次要的力量,保存大的主要的力量。

同样,在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自然不能不有若干不“保存自己”,或是一时的或是部分的。这种一时的部分的不“保存自己”,直接为了当前的“消灭敌人”,间接为了永久的全部的“保存自己”的全民族。因此在战争中一时的痛苦与牺牲,是应该忍受的。但,不应为了少数人的便利,而应该为了全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发国难财是要反对的,借口抗战而压迫人民是要反对的,少数人的一党专政应该结束,抗日的民主应该实现,在一定限度内改善民生以利抗战,也是应该允许的。

为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这种“保存”不仅只有消极“保存”的意义,而且还有也应该有“扩大”与“加强”自己的意义。不如此,则不能转变敌我力量与形势,也就不能实现反攻与最后胜利。所以一切进步的力量在抗战中应该发展,也必须发展。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的抗日团体的发展与活动,广大人民之觉醒,以及八路军与新四军扩大到五十万,这是抗战发展必然的结果,而且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下,也是完全应该的。

十、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这里要讲的是“敌我”“优劣”“攻防”“胜败”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我们已讲过,“攻防”是战争运动的基本形态,“时间空间”是这种运动的必不可分离的形式,而“敌我”则为此运动之物质内容,“优劣”则为此内容之量与质的表现,“胜败”则为此运动之结果及矛盾之解决与推移。因此,我们可以说:“敌我”、“优劣”、“攻防”、“胜败”这四对矛盾,是战争中主要的对立范畴。“敌我”又可看为根据;“优劣”又可看做条件。

由上所述,我们就可明白,“攻防”这一运动,不能脱离“敌我”之“优劣”(所谓没有无物质的运动)。许多军事家拼命去研究,并说明攻有哪些利哪些害,防有哪些利哪些害,自然这种研究与说明对于进行攻或防也不是没有用处的。但如果因攻防利害多少为其选择之理由,甲因攻之利多而主张攻,乙又因防之害小而主张防,那么这种意见就不免陷入唯心论的错误中(曾国藩主张防,因“守可为主”,蔡松坡主张攻,说“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其实,在理论上主张攻或防,各有其时代之背景,各有其所代表的阶级之利益的政治原因。在实战中采取攻或采取防,则必视双方力量之对比,力量优者采取攻,劣者釆取防;劣者如釆取攻必败,优者如采取防则失机。

抗战初期,淞沪战役单纯防御的错误与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曾、胡兵法思想之流毒,也是军事上唯心论碰壁的最显明的例子。照曾国藩的说法是:“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当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善作客。”根据这种唯心论而且发挥它,说是:只要我们有精神,有勇气,就可战胜敌人的飞机大炮;说是:只要“镇静防御”就可使敌人“一挫再竭,气落志衰”。可是战争铁面无私地教训了这些唯心论者,“镇静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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