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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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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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驾轻就熟,可一涉及到军事,他这个行外人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得找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必须是中国人,而且要知兵。

于是,整个壬辰战争中最神秘也最富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国安,福建人,在萨摩藩担任下级军官(《西州投化记》)。他究竟怎么去的日本,又是如何混入岛津家军队的,已经谩无可考。但从他能够在萨摩藩担任军官一事,可以看到郭国安是颇有才干的,而且心思深沉。他后来参加了侵朝战争,衍生出许多精彩故事,我们留到壬辰战争中再说。

郭国安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暗中配合许仪后。两个人忙碌了很久,最终把第一手情报汇聚一处,总结成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大约五千多字,里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林林总总,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之详尽,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国安手笔外,其他皆是许仪后的心血写成。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

报告是写完了,但怎么送到大明手里,却是一个问题。许仪后本来打算“亲奔告陈”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根本无法脱身,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收为弟子,留在身边抄写药方。

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看到他这么忧愁,便毅然站出来,主动要求当信使。

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单是政治上的风险,就相当之大。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生怕泄露情报,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对这些毫不畏惧,许仪后大为欣喜。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

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才能拔锚启程。许仪后没奈何,只能耐心等候。这一等,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

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背着日本人,却没瞒着中国人。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

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不敢怠慢,立刻汇报给了秀吉。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不禁勃然大怒,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这一场祸事,当真不小。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没有吐露出郭国安、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对于许仪后的罪名,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话:“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

许仪后出事以后,急坏了岛津义久。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处说,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说不定人没救出来,反被扣了顶“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坐拥关东二百万石,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会不卖。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

于是,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这封信写的很艺术,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如果把他处罚,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显出宽阔的胸襟,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说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秀吉内心最想要的,是别人对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这封信,深以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赶回了萨摩藩。

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却一点也没被吓到,依然不改前志,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这时候,偏偏又节外生枝。

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惟道斯民苦尚忧。〗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了一份绝大的功劳。

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的事迹证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绍歧离开萨摩藩。朱均旺怀揣报告,藏在船舱底部,生怕被人发现。这一路风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岞湾。

这时距离朱均旺离开大明,已经有十五年了;距离日本向朝鲜正式开战,还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陆之后,顾不得身体虚弱,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

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极其重要。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朝鲜、入侵大明的计划,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动员兵力、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更可贵的是,许仪后——或者是郭国安——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

报告里说对付倭寇,应该用“水陆互攻,日夜并杀。斯时也,倭不及饱食,丽不及为应,途分主客,后无援兵,不习水战,不敌火攻。”这个建议,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后来朝鲜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日军的失败,正是由于“不习水战”,后勤补给困难,才在中朝联军“水陆互攻”的攻势下一路溃败。

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说“预说今日之事,合如契卷内中所云”(何乔远《镜山全集》卷廿二《请止倭夷封贡疏》)。这份报告传到朝鲜后,朝鲜人也说“所论倭贼用兵之事,验之多重。”(朝鲜《宣祖实录》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已已条)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

许仪后、郭国安的故事,并未到此完结。这两个人一直活跃在日本阵营,之后又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上演了一场公元十六世纪的精彩谍战。跌宕起伏之处,比之后世不遑多让。此处先埋一笔不提。

许仪后他们,也并不是孤军奋战。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华人象许仪后一样,奋不顾身,尽力将日本即将入侵的阴谋通报大明,从而让明廷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些远羁海外的大明子民,甚至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成为了日本国人,没有再踏上大明的土地,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生于大明,并且一直在为大明默默地奉献,用埋藏在身体深处那颗跳动着的灼热的心捍卫着自己的故乡。

也许,他们会寂寞,但他们永远不会孤独。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一位叫苏八的渔民,是浙江台州人。万历八年,苏八被掳至日本,卖给了寺院当奴隶,后来又转卖给了海商——讽刺的是,这些海商都是漳州来的中国人——他的运气不好,没碰到许仪后这样的热心人,只能咬着牙苦捱。这种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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