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到底，是要实现他个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佳名”，这要比实在的利益更为重要。根据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秀吉恰好处于从被尊重的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的迁跃期。
秀吉侵略朝鲜、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经萌发。当时他还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员大将，在给一封给信长的书信里，他说道：“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可见在当时，他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战略构想（日本外史）。
这个时候的秀吉，还只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在这封信里，他显得很清醒，语气也很平淡，象是在汇报一份工作计划。
但到了天正十三年，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秀吉已经当上了关白，地位高贵，这让他心理产生了变化。在秀吉写给一柳末安的信里，谈论起朝鲜、大明之事，口气已经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
天正十五年，兴福寺的和尚多闻院英俊在他的日记写了一件奇事，他听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接下来就要去攻打朝鲜、大明，还有南蛮（东南亚）和天竺，秀吉将定都北京，自为天子。这个构想，已经接近于后世大东亚共荣圈的规模了，表明秀吉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
他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这个天下，已经不只是日本，而是涵盖了半个亚洲。“天下人”这个俯瞰四方的自称，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经冲破了合理的极限，变成了一种狂想。他沉浸在这种狂想之中，已经无法自拔。
天正十八年，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国书。在这封国书里，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时是多么的高贵，在日本立下的功劳有多么伟大，接下来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象是一个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有钱的暴发户（《善续邻国宝记》）。
从对这封国书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华丽辞藻来赞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圣，定位成一个“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说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统辖”这种疯话，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十分堪忧。
除了朝鲜，秀吉还到处给邻居乱发国书。琉球、菲律宾等国，都被秀吉催促着要进贡。琉球小国，不太敢得罪日本，写了封回函捧了几句，备了点礼品就算了。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理睬秀吉的疯人疯语。
到了次年征韩令发布时，秀吉的野心已经远远走在了日本战争准备的前头。他宣布让自己的义子丰臣秀次镇守日本京都，而自己准备攻入大明，自立为皇帝（《萨摩旧记杂录》义久公御谱记）。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现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例。秀吉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会拼命夸耀自己，制造虚假的安全或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会极力贬低别人，以此来提升自我的优越感。两者相辅相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所以，随着狂想症的日益严重，秀吉对中、朝两国的评价，也逐渐降低。
天正十五年时，秀吉写给他的妻子写信时，谈及战略说：“在我有生之年，尽量把大明领土纳入版图之内。”（《日本战史》）言辞之间，尚且还保持着一种理性的态度。
等到了天正十九年，秀吉对大明的态度，已经变成了“唐人畏倭如虎”，沾沾自喜地说：“以我军之战力，对付明君，那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全浙兵制考》卷二近报倭闻）
至于朝鲜，那更加不值一提。秀吉身边有一个流亡日本的朝鲜奴隶，名字叫韩翼。韩翼当过朝鲜的官员，把李朝的兵力部署、将领配备以及朝廷虚实和盘托出，极言李朝羸弱不堪守，柔弱可取。这让秀吉更加不可一世（徐光启《海防迂说》）。根据《九州御动座记》的记载，在秀吉的战略构想里，朝鲜连做日本的藩国都不配，只能作为对马岛的下级行政单位而存在。
壬辰战争开始前，秀吉率军前往大本营名护屋。有人建议他多带懂中文和朝鲜文的通译，秀吉不屑地笑了：“学什么学，让他们用咱们的文字就是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幻想中笃定了胜局，在他看来，明国和朝鲜只需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下。
可见秀吉对敌手的蔑视居然到了何等地步。
从一开始冷静地构想战略，到野心无节制地膨胀，再到无限制的自我夸大和贬低敌手，秀吉在疯狂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整个战争中，他的情绪随着战局起落而数度失控。这种脆弱的精神状态走到尽头，就是自我毁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侵朝战争，恰好就是丰臣氏自我毁灭的过程。
秀吉对明朝的了解，应该是这样的：
在望不见的遥远的西方尽头，有着一块陌生大陆，大陆上有个富饶而美丽的国度，这个国度的名字也很美丽，叫做“明”。
这个“明”国虽然富饶而美丽，物产丰富，各种技术也非常先进，可以制造无数让日本无法想象的产品，但却非常无能。想当年那些在日本战败了的大名手下，那些败军之士，那些失去了土地和俸禄沦为浪人的武士和农民、盗贼们，有时只凭数十人居然就可以在明国纵横千里，劫掠了无数的财宝和女人。于是，日本有无数的浪人和强盗，甚至无能的农民，都凭借去明国抢劫而发了财。
如此富饶而美丽的地方，统治者却如此无能，这对秀吉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觉得这是在暴殄天物，是一种罪孽。
所以他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像他这样伟大的统治者去统治那块地方，这样一来，那里一定会更加美丽和富足。
而最关键的是，日本国内紧缺的土地资源也将获得极大缓解，那些在战争中立下大功的大名和他们的家臣们，就此可以获取大量在子孙繁衍时分家所需要的资源。
因此，他要征服那块大陆，去征服那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度。
他相信，以他几十年来谋无不胜、战无不克的出色智慧和胆识，还有手下那些身经百战数以万计的武士，那数十上百的勇将，那些精通兵法的一流军师，足以完成这一宏大构想。
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交通和测绘都太落后，以至凭丰臣秀吉的想象力，根本不能想象出那个叫“明”的国家到底有多大。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叫“明”的国家，最高时拥有不下两百万人的常备军。
丰臣秀吉触动了一头他无论如何都不该触动的龙，一头他绝对无法抗衡的巨龙。
更要命的是，丰臣秀吉不但触动了它打搅了它的沉睡，甚至还试图去拔它的胡须。这就不免会让那头巨龙朝他打上几个喷嚏了。
轰轰烈烈的壬辰战争，竟然是由一个沉溺在狂想中的人发动，这实在是件难以言喻的荒诞事情，但却又是如此真实。
一个狂想者并不危险，不理他就是，但当一个狂想者掌握着绝大权力的时候，其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极其可怕的。“天下人”秀吉正是这么一个人。伴随着秀吉不安定的精神状态，整个日本、朝鲜乃至半个中国都不得不跟随他的舞步转动，演出一连串火花四溅的悲喜剧。
天正十五年，秀吉在进攻九州的时候，便已经秘密叮嘱毛利辉元埋下了伏笔，在肥前选址造起一座城堡，名叫名护屋。这座城堡于天正十九年开始正式修建，建造者是精通建筑学的名将加藤清正。在未来的战争中，秀吉将驻扎在这里，遥控指挥朝鲜战场。
从这时候起，源源不断的辎重、兵器、粮草与火器就已经开始集中囤积在九州，并引起了许仪后等人的怀疑。当秀吉终于把日本最后一股反抗势力后北条压服，并把日本六十六国重新分配完毕后，他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鲜。
天正十九年对秀吉来说，是个不幸的年份。在正月和八月，他的弟弟丰臣秀长和三岁的爱子鹤松去世。这一老一少的离开，对秀吉的精神是两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秀长是他的左臂右膀，而鹤松是他的正统继承人。连续失去两位至亲的打击，让秀吉的精神处于一种狂暴的地步，必须要寻找一个渠道宣泄出来。
于是，在可怜的鹤松去世一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秀吉正式下达了征韩令。所有的战争筹备工作，陡然加速。只有在朝鲜的胜利，能够抵消掉秀吉痛失弟弟与爱子的伤痛。
天正十九年的正月，秀吉下达了水军征召令。所有领地临海的大名，都必须按照石高比例建造大船，然后于次年春季集结在摄津、播磨、和泉的港口。到了三月份，秀吉又下达了陆军征召令，要求各地大名按照石高比例派出部队，向九州集结。四国和九州两处距离战场最近，每位大名每一万石要出兵六十人；中国地区每一万石，出兵五十名。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比如关东和东北地区，只要每千石出二十人，象征性地意思一下便行了。
后世历史学家谈到这段历史的日本战争准备时，最常引用的是小西行长一位家臣五岛纯玄家的数字。五岛纯玄的领地位于长崎，检地记过是十四万石，他在领地动员的战斗部队，是一百八十七人；水手两百人；民夫三百一十八人，一共是七百零五人。战勤比大约是27：73（徐光启《海防迂说》）。
截止到战争开始前，日军已经正式集结起了九个先遣军团，共十五万八千人；另外还有七个军团的预备队、两个番外军团、水军以及一支秀吉的直属近卫军团，总兵力达到了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名。
按照这个比例粗略统计的话，一线的主力作战部队大约有八万人。但要注意的是，日本实行兵农分离，这八万人是职业士兵，有相当部分是武士，是长年战争累积下来的战场精英，战斗力极其强悍。而随队的小者、荒子（指负责收拾战场的人）、民夫等后勤人员，也随时可以转职为足轻，投入战斗，所以日本在朝鲜战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