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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后，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与毛崇横等人同住刘庄。田善谈，往往饭前讲故事以广见闻。此次却看着饭菜，神情严肃，无心摆龙门阵，他说：“农民兄弟太困难了，有一户农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办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庙里，庙被征用办工业，住到亲邻家，整个村子又叫搬迁，只剩下一条扁担可以担走的全部家当，下一步迁到哪里还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叹：“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邓稼先跟杨振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邓稼先回国后“把自己与‘文明世界’有关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杨振宁到北京到处找邓稼先，有关部门只得给邓稼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安排了一个“家”。杨振宁一看书柜里的书都带着图书馆的标签，知道这不是邓稼先的真家。最后，为杨振宁送别的时候，邓稼先忍不住请示周恩来，能不能告诉杨振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核试验、原子弹，是不是靠中国人自己搞的？在飞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就在做这件事。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杨振宁当时就冲进洗手间大哭。
梁实秋晚年多次写到他曾任教的青岛：“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不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又说青岛“真君子国也”。他留在大陆的女儿梁文茜曾专门将青岛海滩的一把细纱装入瓶中寄给父亲，梁实秋将它供在案头，看得老泪纵横。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说到：“世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作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1997年，巴金住院，从此缠绵病榻。他说：“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活着了。”
十六、临难
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劝他东游，谭不听，再四强之，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故及于难。
寇连材以太监之身哭谏慈禧，在家写《上太后书》，书与太后，慈禧大怒，声色俱厉地问寇是否受人指使，寇以复述明其无人指使，慈禧搬出家规威胁说：“本朝成例，‘内监言国事者斩’，你知道不知道？”寇说：“家规早已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国家的大好河山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而今我参加变法维新，就是以身许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慈禧即命内务府把寇连材关押起来，半月后移交刑部处斩。临刑时，寇神色不变，从容就义，年仅28岁。光绪听到噩耗，痛哭流涕，几日不思饮食。京西百花山寇公祠即民间祭祀寇连材而立。
丁日昌回乡之后，病体沉重，加上心灰意冷，因而表示要一心钻研古文，不再问人间事。李鸿章很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你这样做，不是不可以成为一大名家，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无穷，但从汉朝到现在，不患无文人学人，察其究竟，仍不过是文学而已，“于当时奚益？于后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件两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话语锵铿有力，丁日昌由此再次扶病出山。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转告张之洞和刘坤一。于是，在盛宣怀、张謇、余联沅等人串联下，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朝廷而实行“东南互保”。
清朝宪政考察团刚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积极排满的吴樾扔了炸弹，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吴樾也当场身亡。当时报刊舆论纷纷谴责这种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准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但清廷主张缓行，载泽又接到日本来电，说日本国内将有暴动，也请他缓行。考察大臣中，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唐才常与谭嗣同都是湖南浏阳人，为一时瑜亮。戊戌谭嗣同死难，唐才常恸哭不已，作挽联曰：“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英杰，剑气摩空。”如今浏阳有才常路，但百姓多不知曾有此人。
谭嗣同与大刀王五交好，戊戌政变中，谭本想请王五设法救出光绪，因宫廷戒备森严而罢手。到了生死存亡关头，王五说：“君行吾从，保无他；君死吾收君骨。君请自选！”谭嗣同选择了后者，决心一死以报国人。王五果然冒死收其遗体。后来，王五被八国联军杀害，霍元甲和刘鹗亦冒死收其遗体。
“五四”运动中，已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十年的学长周瑞琦悲愤地投水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中国有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不久也许就要亡国了。无人能知山东问题将如何解决，南北和平将于何时实现。大家徒然旁观学生们空举双手，毫无私心、隐讳与其他外在的企图，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国家，这多么可遗憾！我认清了我现在是正在见证一个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受奴役，我决定宁愿作自由鬼而不愿作活奴隶。同胞们！为你们的国家勇敢奋斗吧！我结束了我的生命！”
陈天华投海自杀后，由同志扶柩回国，拟葬于长沙岳麓山。有人害怕官府干涉，禹之谟拔刀指天道：“求一抔土葬烈士，于巡抚何？是不可得，天下事尚可为耶？敢有禁阻者，定以白刃相见。”遂公葬于岳麓山，长沙学子万余人皆穿纯素，时当孟春，却满城雪白，犹如冬日。
闻一多有泰山崩于前不色变的气质。1937年，闻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礼，日军突来空袭，以致停电，众人惊惶躲避。闻一多在黑暗中高声宣布：“结婚乃人生大事，岂能因敌人捣乱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婚礼于是继续举行。1945年，西南联大举办“五四”纪念会，忽降倾盆大雨，秩序大乱。闻一多在台上掷地有声地说：“今天是‘雨洗兵’，武王伐纣、陈师牧野之时，正如今日。”秩序顿时井然。
在北师大风潮中臭名昭著，被鲁迅笔伐过的女学者杨荫榆，在日军占领苏州时，多次跑去见日本军官，抗议日军的暴行，军官每每被她义正词严的样子折服，命令退还掳掠来的财物。有一天，两个日本兵将她骗出家门，行至一座桥上，开枪将她击倒并抛入河中。她在水中奋力挣扎，日本兵又向水中连放数枪，她终于牺牲。
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民主人士人人自危，如费孝通、潘光旦等人都躲到美国领事馆中避难，梁漱溟却义无反顾，他不仅开始着手调查凶手，且发表公开声明：“尔等宁有第三颗子弹乎？我正在此！”
萧军年轻时练过武功，且性如烈火，他和其他28位作家一直被批斗时，心中愤怒之极。他回忆自己之所以没有反抗，是因为看到跪在旁边的老舍，脸色煞白，额头流着血，这时他突然想到：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自己固然会死，其他28名作家也会随着自己被打死。他于是强压下反抗的冲动。
瞿秋白刚被捕时没有暴露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当时上海的鲁迅等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就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瞿秋白得知临死的消息时，正在伏案书写绝笔诗，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一位临场记者当日报道说，瞿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