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刘文典善治《庄子》，有《庄子补正》十卷，陈寅恪为之作序。他对此十分自负，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的得失，他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他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每次开讲，必先说一句：“《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吴宓也常去听，总坐在最后一排。当刘讲到自以为独到处时，总会抬头向后排张望，问：“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必然会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日军空袭昆明时，警报响起，大家纷纷躲避，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匆匆逃避，便忿忿不平地对人说：“我是为庄子跑警报，因为只有我能讲《庄子》，他沈从文是为谁跑呵？”
章士钊认为康有为的文章，多有夸大之词，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也。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黄侃到中大教书，最初尚受尊敬，后来朱骝先作校长，朱是党国机要，无暇顾及对他的礼貌，黄勃然大怒，说是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滚蛋。国文系再三挽留，朱亲自出马挽留，他还不肯，写信给他的学生们：“……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1930年，陈独秀贫匮无以自济，精神却异常饱满。他对郑超麟说：“吾恍似回复‘五四’建党之初，精力正无穷也。”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晚会最后，主席罗常培宣布：“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杨金甫讲完后，闻一多径自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五省联帅孙传芳拜谒马一浮，马不见。马的家人提议：“可以推说不在家。”马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
曹聚仁在南社演讲，说到南社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辛亥革命是浪漫气氛很浓的政治运动，南社的诗人是龚自珍气氛的诗人，而林庚白就是活着的龚自珍。柳亚子深以为然。但林庚白极不满意，他说：“我心目中尚且无李杜，更何有龚自珍！”他曾说：“十年前论今人诗，郑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现在来看，那么我第一，杜甫第二，郑孝胥还谈不上。”
抗战中，马寅初常发表激烈演讲，抨击政府的腐败。蒋介石召他去问话，他说：“文职不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该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蒋介石知道后对人说：“我请他来是为了谈经济问题，以后有时间，他随时可以来！”
钱钟书曾在余英时等人面前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余恍然钱钟书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辩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钱钟书正在余家作客，这句话余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中共建国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
“雷震案”之后，在公开场合下，殷海光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杜维运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
钱钟书拒绝新闻界采访，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他也从不做寿。在他八十岁要过生日时，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二十七、僻怪
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丁日昌做江苏巡抚时，曾认真查禁“淫书”，他开出了一长串书目，从《肉蒲团》、《灯草和尚》、《浓情快史》、《绣榻野史》、《五更尼姑》，到《三言》、《二拍》、《西厢记》、《水浒传》、《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写尽痴男怨女之情，字面上又决不露一个淫字，而令人心往神驰，这就是所谓“大盗不持干戈”。当苏南战争结束后，刘铭传带亲信将领游览无锡的惠山，当时因躲避战争，山上出家当尼姑的特别多，刘因此饱览秀色。丁日昌知道后，一本正经地劝他：“省三，你现在已经贵为提督了，还这么不检点，难道不怕世人耻笑么？”刘铭传反唇相讥：“丁雨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了，想当年你刚到我们军营的时候，到处收罗西洋春宫画册，送给我部下的将校，让大家帮你说好话，保你往上爬，你现在倒忘了。”
林琴南古文情调的译述倾倒过一代人，本人却有怪脾气，他曾九谒崇陵（德宗陵），自称“清室遗民”，而又是赞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国初立，他毅然剪去辫发以为诸老倡。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他劝告同乡人陈宝琛、郑孝胥，说是此举不仅足以危害国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对自己矛盾的行为，他解释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杨士骧升任直隶总督时，进京陛见。次日便微服到前门外煤市街一家羊肉馆大快朵颐。时当暑日，他光着上身，盘辫于顶，像个寻常百姓那样，食羊肉二簋、锅帖三十枚而出。刚出门口，正看到李经楚驱车经过，李十分惊讶地问杨何以如此？杨士骧说：“当年曾与于晦若来此处消夜，记忆深刻，昨天得知此馆尚存，所以乘兴而来，饱啖而出，不亦快乎！京师羊肉馆虽多，但那些岑楼巍巍、金额煌煌者，不过徒有其表。此处虽止小屋一间，狭隘不洁，而其制作之佳，殆无其匹。君若不信，何不试之？”经楚面有难色。杨士骧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兴之所至，何事不可为，进羊肉馆岂足为辱耶？”两人于是携手入内，复大嚼一番后，共载一车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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