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 第21部分

有关棋艺的话题为金庸和梁羽生津津乐道，几乎占了“三剑楼随笔”八分之一的篇目。酷爱围棋的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就有对棋局的描写，《碧血剑》也有弈棋的情节。1956年12月8日，他发表《历史性的一局棋》，以白描手法勾勒了1933年在日本举行的一场中日围棋赛，一方是19岁的中国棋手吴清源，另一方是60岁的日本顶级高手本因坊秀哉。这局棋断续下了三个半月，一局既终，秀哉好不容易胜了一子（两目）。他字字平实，却以短短一千多字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写出来了。董桥赞许他“对文字的运用，已到极纯熟的地步”，此时即已初露端倪。

有些话题是三人都谈，嗜联的梁羽生写了一篇《闲话怪联》，百剑堂主写了一篇《吟诗作对之类》，金庸接着写了一篇《也谈对联》，从许多熟悉的对联谈起，还谈到百剑堂主的一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痴。”金庸很喜欢这联，百剑堂主用宣纸写好，金庸请荷里活道一家装裱店裱好，挂在他当时租住的斗室中，不觉雅气骤增。①梁羽生发表《数学与逻辑》，几天后，金庸发表《圆周率的推算》。

三人轮流执笔，每天一篇，从文史掌故、名人逸事到琴棋书画、诗词联谜、神话武侠、歌舞影剧，上下古今，无所不谈。专栏持续了三个多月，到1957年1月30日，共写了84个题目，大约14万字。如果不计百剑堂主写的“结语”，三人各写了28篇，每篇之后，都有作者的手写体签名。

在这些并不高深的随笔中，蕴藏了三个读书人的中国情结。他们脱离故土，在香港这个小小的避风港，惊魂未定，心怀故国，文化成为一种安慰。当年5月，香港文宗出版社出了《三剑楼随笔》单行本，和报纸上首发时有所不同，篇目次序有所变化，百剑堂主删去了他认为已失去价值的一篇，一些读者来信作为附录收入，标题偶有改动，每篇篇末原来的手书签名则改为（百）、（羽）、（庸）字样。单行本前面有百剑堂主执笔的《“正传”之前的“闲话”》：

当初，编者叫我们每人来一个专栏，轮流刊登，但金庸说，不如三剑侠一齐出马，更可以互相壮胆。大家不待商议，立表同意。后来对镜自热，竟发现除各自手中有一支笔之外，“侠”气实在并不顶多，乃在定这个栏目名字的时候，还我“楼”来，送将“侠”去。至于那个“剑”字，则只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因为报纸为正义事业而前趋，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一支拙笔，能够略效微劳罢了。①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17页。

1997年9月30日，百剑堂主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去世，1987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梁羽生在万里之外寄诗哀悼，刊登在他们当年共写《三剑楼随笔》的《大公报》“大公园”副刊：

三剑楼足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

卌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五、告别《大公报》

金庸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不再做国际电讯翻译，而是做“大公园”副刊编辑（梁羽生接替他编“下午茶座”），以“姚嘉衣”等笔名发表影评。当年给“大公园”投稿的子祯回忆：“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当时主编‘大公园’的，是影评高手‘姚嘉衣’，也即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我当时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查良镛。我跟查先生见过面，他叫我多写些有关影剧的短评给‘大公园’。”②

1947年出生的《大公报》子弟高洁（父亲是金庸在《大公报》的同事高学逵，主编娱乐版）回忆起“上海口音的查良镛叔叔——金庸”和“广西口音的陈文统叔叔——梁羽生”：

小学三四年级，揣了薄薄的劝捐簿，为旺角劳工子弟学校筹款。二位大侠统统被我这孖辫小女孩打过秋风，掏出一元几块来。尽管金大侠声威煊赫，我还是不避“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喊一声“叔叔”。脑海中他一定比我父亲年轻，皆因喊他“小查”。……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2页。

②　《既是良师，又是益友》，原载《大公报》2001年11月22日，《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90页。

五楼设有小卖部，饿了，可以来一杯热奶茶，吃件牛油多士。我妹妹最爱吃樱桃红果冻，淋上炼奶，香甜无比。查叔叔走过，逗她：“妈咪请吃啫喱呀！”①

从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报》（包括《新晚报》）前后度过了十年，从上海到香港，从电讯翻译到副刊编辑，几乎跨越了整个青春时代。他在这里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生涯，《大公报》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他一生事业的根基都在这里奠定。提携、教导过他的几位《大公报》前辈杨历樵、胡政之、许君远，令他一生怀念。每次说起《大公报》，他总带着许多感慨——

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②

从金庸后来办《明报》的价值取向看，他显然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作风。香港《大公报》已不是当年独立的民间报，而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左派报纸，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生性自由、喜欢独来独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热情渐渐消失。

1957年夏天起，内地形势骤变，反右运动呼啸而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落入“阳谋”陷阱，并波及香港，《大公报》的言论尺度也跟着内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思想控制明显比过去加强，报馆的气氛和金庸的个性越来越不合拍。

当年冬天，“大跃进”波澜初起，在《大公报》版面上就有体现。12月3日，头条大字标题报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主要工业生产力超过英国。12月18日报道，根据近年增产速度，我国煤、钢产量十五年内定超英国。同时报道，“全国六十五县市粮食增产指标提前十年到达”。金庸觉得《大公报》老讲假话，亩产多少万斤都是假的，他到广东看过。

①　《子弟醉书香》，原载《大公报》2002年2月28日，《我与大公报》，179—180页。

②　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56页。

10月5日，《新晚报》七周年报庆时，金庸发表《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就引用了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的话，“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受当时内地意识形态影响颇深，对那套流行话语并不陌生。他说：

我在《大公报》前后十年，马列主义的书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绩的人，开小组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我们只能从他简单的话中体会他当年的心境，“我离开左派报纸，是因为那里不能发表反对当时‘大跃进’错误路线的意见，这实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①

金庸感到很难再留在《大公报》。董千里与他相识、相交多年，对他十分了解，在董眼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谦谦君子”。②他多次自称个人主义者：“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这是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

1957年冬天，他辞职离开《大公报》，他记得离职前支的是“四等十三级（或四等十四级）”的薪水，并不是高级职员。③

在金庸决定离开之前，在迷惑与苦闷中，同事周榆瑞对他也不无影响。周榆瑞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西南联大做过英文老师，在英国、美国驻华情报机构做过翻译，1946年进入上海《大公报》，采写过国共和谈、马歇尔七上庐山、胡宗南攻占延安等重要新闻，受到周恩来赏识。1949年他南下香港，继续在《大公报》做记者，并以“宋乔”的笔名在《新晚报》连载《侍卫官杂记》，因揭露蒋介石而受到读者关注。在左派眼中，周却是“外红里白的红萝卜”。1952年1月10日，港英当局将司马文森、马国亮等八人押解出境，这八人都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的骨干，他们的政治身份在内地也是不公开的，连同事都不了解。上海、广东公安部门侦查认定是周提供的情报线索，报经公安部决定清除隐患，由上海大公报社发出通知：“本社在港人员轮流回上海学习。”周榆瑞一回到上海即被收审，以“英国间谍”罪名两度关押，出狱后任北京外语学院教授，仍受公安部门监管，到1957年才获准回到香港《大公报》。①

①　转引自艾涛《金庸新传》，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112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3页。

③　《明报》1964年12月18日。

他俩过去就相处得很好，这次周榆瑞回来，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周的遭遇对金庸选择离开不无影响。他提出辞职后，《大公报》负责人数次挽留，但他去意已决。②

当时，继《碧血剑》之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正在《香港商报》连载。武侠小说虽然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名声和收入，但他从未想过要做一个职业作家。

①　周榆瑞《彷徨与抉择》，香港时报出报社1963年版。

②　金庸自办《明报》，周榆瑞帮了不少忙。1961年9月中旬周榆瑞突然“失踪”，《明报》在头条位置作了报道，几天后得知周已秘密前往英国伦敦。1963年，周出版英文回忆录《彷徨与抉择》，在香港引起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