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都睁着双眼流泪。5月15日，《明报》头版头条刊登陈非（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大字标题非常醒目。另有一篇《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慈母背婴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俱无人加以援手。他发表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与此相呼应：
……由于饥饿而求生，这是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大多数也都是从内地来的，只不过早来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极盼中共当局派人去救援，也极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火速！救命！”的大标题，震撼人心。有人说，这是查良镛开始受读者注意，与读者拉近距离的一篇社评。《明报》的人力、物力，根本无法与大报相比，但他的社评独辟蹊径，在新闻报道之外，引起了读者的重视。5月21日、22日，他发表社评《协助警方，共渡难关》《请勿加重警方困难》，23日他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
事实上，这件事好比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尚未可知。万一处理稍有不慎，以致爆炸开来，那么全香港320万居民就要受到极大的灾祸。……我们呼吁市民，不要阻挠警方处理这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不要轻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炸弹是否爆炸，有极大的关系。
面对“逃亡潮”，查良镛从不闻不问到全力以赴，有人说这是他在社会变动中学到的生存伎俩。从5月13日起，他安排记者每天送一车食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读者连日送来善款和食品，小小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全体员工忙得透不过气来。《明报》两次刊登《本报读者捐款芳名》，其中一次就有20笔共1510元港币。许多读者打电话愿捐款、捐面包等，也有许多读者响应《明报》的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5月18日，查良镛还发表社评《请当局准许分发救济品》，但香港当局禁止他们进入边境。5月19日只好刊登启事《本报暂停接受读者捐款》，“因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
当时，《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都在大力报道“逃亡潮”，但对难民的实际救助远不如《明报》。《明报》因“凸现了人道主义和个性”而贴近读者，出现希望的转机，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刹那的光芒甚至让所有的大报黯然失色，几乎一夜之间就让香港市民刮目相看，突破了销量在2万多份徘徊不前的僵局，5月份平均日发行量31068份①，当年下半年突破4万份。
二、“自由谈”副刊
从这时起，《明报》加强了对内地新闻的报道。查良镛不讳言，“逃亡潮”的刺激，使《明报》对内地批评的意见增加了，态度也变得比较尖锐。《明报》终于度过了惨淡经营的三年草创时期，由一张以刊登武侠小说为支柱的娱乐小报迅速向以新闻、评论为主的大报转型。“自由谈”副刊的开辟成为这一转型的重要标志。
1962年6月8日，“逃亡潮”后不久，《明报》刊登“自由谈”征稿启事：
本报定本月十七日起，每星期增出“自由谈”副刊，内容自由之极，自国家大事、本港兴革、赛马电影，以至饮食男女、吸烟跳舞，无所不谈。……《明报》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为纯粹的民间报纸，有条件同时刊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自由谈”副刊由本报总编辑亲自处理来稿，保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对任何读者均极端尊重。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08页。
“自由谈”的名称是查良镛与潘粤生、董千里一起议定的。6月17日，“自由谈”正式问世，发刊词指出它追溯《申报》“自由谈”副刊传统，力图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园地。“自由谈”以刊登关心内地的杂文、随感为主，大量的读者来稿都有在内地亲身经历的遭遇。有文章直接嘲讽香港左派报纸的“车大炮”（指吹牛浮夸），对粮食“放卫星”等假大空新闻不但大字套红标题，而且有时间，有地点，有图片，甚至有特派记者亲睹，结果老百姓饿肚皮，冒死逃亡。
六七月间，查良镛以“华小民”的笔名为“自由谈”写了《天灾的好处》《民食不足是谁之过》等历史随笔，借古讽今，直指当下。
他在“自由谈”上与曹聚仁发生过小小的笔战。曹是资深记者，定居香港，多次北上，备受“礼遇”，在香港发表《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无视“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反而以一连串“数字”大夸内地的建设成就。也曾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查良镛，此时已转而信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理性主义。他说，曹先生从不信到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则是从信到不信，他们两人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在某个什么地方有过交叉点。①
与纯粹娱乐性的副刊不同，“自由谈”谈王实味，谈陈寅恪，谈《红楼梦》等，透着一种强烈的文化味和自由气息。
“自由谈”以浓厚的书生色彩，深受知识分子尤其那些离乡背井、从内地出来的知识青年的喜欢。②本来每周只出一期，因大受读者欢迎，从7月14日起就变成一周两期，每周逢三、六刊出。1963年1月11日，初到香港的李文西以“庸人”笔名投稿“自由谈”：“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怀着痛苦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亲爱的祖国，来到这号称东方之珠，但却是个十分沉闷的地方！也和许多从内地出来的人一样，我爱上了《明报》的‘自由谈’。看了几篇文章，手痒难禁，也想发泄一下心中的苦闷，吐出鲠在喉中的由衷之言。”①
① 参考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12、118页。
金庸在1963年3月10日的《明报》社评说，“本报创办‘自由谈’副刊，目的就是诉诸读者的理性，希望用事实来说明问题，请读者们不要受任何宣传所蒙蔽，不要凭一时冲动而轻下判断”。《明报》从面向小市民的休闲报纸，转变为知识分子报纸，“自由谈”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自由谈”编辑室的座右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成为整个《明报》的报训不是偶然的。
三、社评初露锋芒
查良镛有长期编副刊的经验，他最初只想办一份副刊性的报纸，但那种只迎合市民口味的副刊并不是他真正的志趣所在，“自由谈”寄托了他的某些理想。他毕竟受过转向前的老《大公报》熏陶，“文人论政”的梦潜伏在他生命当中，在他的血液中暗暗流淌。
《明报》初创，他每隔两三天才写一篇社评，从1959年底起，他几乎每天写一篇，每篇三五百字，但“观点平平”，影响力无法与他的武侠小说相提并论。进入1962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大写社评，他在5月13日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令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
“逃亡潮”使查良镛的社评浮出水面。8月31日他在社评中批评北京支持阿尔及尔新政府，送了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这个决定让香港人反感。内地粮食不足，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回内地，但内地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送粮九千吨，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港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9月18日，距离“逃亡潮”不到三个月，成千上万饥饿的同胞涌来香港的情景如在眼前，他发表《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社评，当时传来内地要给斯里兰卡二十万吨粮食的消息，他说不如分给老百姓吃了为妙。9月22日，他的《“预卜有大秋”》社评从陈毅9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旧体诗说起——
① 转引自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土地全公有、吃大锅饭、全部集体化的政策优越，我们对这种解释不表同意。
大陆农村经济有所好转，那是农民自留地增加……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的结果。……“人民公社好”口头上说说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死硬到底，坚持人民公社的生产办法，那就“预卜有大冬”了……
9月23日，查良镛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社评中继续说：
听说大陆今年农业生产比去年好，港人感到高兴。中国经过了这三年来的惨痛教训，大概已不得不认识到：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然而，“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现在农民有自留地了，鸡鸭可以自养了，尽管仍旧要农民在公社地里劳动，农民当作是不得不付出的“捐税”，那是可以忍耐的。
这些社评得罪了左派的老朋友，日后都将成为他的“罪状”。
内地针对头脑中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查良镛认为强行洗脑的做法根本违反人的自由，1963年3月24日，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话”：“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办法。第一要义是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