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主编这样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而是当时想利用《今日世界》的优厚条件攒点钱，两三年后去外国读个硕士或博士，走教书、学者的道路。菊人把这个心思都对他说了。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6页。
② 《金庸散文集》，1页。
③ 原名胡秉文，生于1933年，原籍广东顺德，在珠海书院英语系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曾任《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等职，有着丰富的杂志编辑经验。
金庸听完，停停当当、清清楚楚地说：“菊人兄，你到外国读书，准备将来做教授，这种想法当然没有错，但你想想，说到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说到在文化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就算你在大学里当一个学院的院长，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像《明报月刊》这样的杂志呀！”这几句话打动了菊人，比什么月薪、全权负责都更来得有力，因为说到菊人的心窝里去了。1966年12月，胡菊人还未离开《今日世界》，就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编“明月”第13期，1967年春天正式到“明月”工作，编辑部这时已从跑马地搬到北角的南康大厦，和《明报》一起。
“文革”是“明月”早期的重要主题，“明月”不仅及时报道、评论“文革”动态，而且明确表达了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对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反对破坏中国文物，反对压制学术和文化人的坚定立场。“明月”回应“文革”的方式带有更多文化的色彩。1967年9月号的“北平的回顾”特辑，有沈从文、郁达夫、周作人等作家的美文，还印了精致的地图（以后常有内地各城市的彩印交通图）。那时，北京成了“文革”风暴的中心，菊人在《编者的话》中说，“但我们相信，它不会因斗争、夺权、革命等狂热的口号，而从此丧失了它一贯的风格和气质”。菊人将《明报月刊》办成了一份高水平的综合性知识分子读物，殷海光、徐复观、牟宗三、周策纵、余英时、夏志清、李欧梵、聂华苓、陈若曦、刘述先、汪荣祖、林毓生、夏济安、金耀基、余光中、陈子藩、唐德刚……港台及海外许多有影响的学者、作家经常为“明月”撰稿，余英时说：“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我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月’最欣赏的几点特色。”殷海光听说《明报月刊》“背景亦最清楚”，愿意为它写稿。唐德刚整理的《李宗仁回忆录》、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汤因比的《人类文明的反省与展望》（司马长风译）等都在这里连载。“明月”在香港乃至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写信给胡菊人，索取中国内地政坛的资料。“明月”成为《明报》系统的金字招牌，在知识分子当中备受尊崇。每期一出，编辑部同人都很兴奋：“又生下一个仔。”
1971年钓鱼岛主权起争端，保钓运动风起云涌，“明月”不惜版面，连续发表报道、评论和考证文章，还有详图、参考资料，从历史、地质归属等方面详细论证这是中国的领土，黄养志等八人的《钓鱼台千万丢不得》（当时香港人称钓鱼岛为钓鱼台）长文，就从石油形成、油层地质，说到大陆礁层海底石油的发现。这些内容与《明报》社评相呼应，使“明月”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锋刊物之一，因此销路大涨，短短几个月，就增销上万份。菊人回首当年：
我确是有在战场上打仗那样的心情，因为那时候中国局势天翻地覆，恶浪滔天，《明报月刊》成为批判“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最劲厉的杂志。与此同时，钓鱼台运动风起云涌，美日出卖中国权益，《明报月刊》也及时而有力地作出了强烈的回应。
如果说到尽文化人责任的话，查先生对我说的话果然实现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为这两件国家大事，可以像在《明报月刊》那样，尽到这样彻底的文化人责任。
这得感谢查先生。而查先生那句话，也确是使我在以后一直当编辑，至今未已，学者之梦当不成，但是文化人的职分倒是尽成了。①
金庸说，他俩志趣相同，他对菊人极为放心，菊人接手后，十三年来自己完全不必为月刊的编辑工作费心，得到这样严谨负责的人来合作，是一生最大的好运之一。菊人也说，金庸给了自己最大的自由，他们合作无间。他们偶尔还会一起出马，1978年10月19日下午曾一同访问钱穆夫妇。
林行止回忆，在英国留学五年，主要的中文“精神粮食”就是“明月”，甚至说，这是他们那个时候追求知识、理想和文学欣赏的莘莘学子唯一的“精神粮食”。
① 胡菊人《明月去来——记查先生的几句话》，《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16—17页。
1952年出生的作家陈冠中在香港长大，70年代从大学预科开始看《明报月刊》，上大学后更一期不缺。虽然没有碰到过其他同学跟他谈起“明月”，但他坚信大学象牙塔外，在香港和海外，“有个广阔的天地，里面都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个个看《明报月刊》”。他看过的《明报月刊》都是胡菊人主编的，在他心目中胡菊人就是《明报月刊》，代表着知识分子。陈冠中在大学时代即认定，写中文文章要登上《明报月刊》，才算是最高荣誉。1977年，他大学毕业两年，已自办《号外》杂志，他的第一篇万字长文《华人移民美国血泪简史》却投给了心仪已久的《明报月刊》，结果大大超出他的预期，不仅分两期在10月、11月刊载，上篇还被放在首篇位置，并以“编者的话”作了推介，令他受宠若惊。①
龙应台回忆，70年代台湾的大学生，正是吸收“明月”的文化养分，在这养分中成长起来的，“香港对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简直就是一扇自由的窗口，唯一有自由空气的地方”。②从1967年到1969年，殷海光在跟学生卢鸿才、张伟祥等人的通信中不断提及《明报月刊》，叫他们寄刊物来，并说“在此间是珍品”，得知胡菊人要寄赠全套，他高兴极了。
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上海学者陈子善，直到1978年秋天，在门禁森严的新华社资料室初见“明月”合订本，“又惊又喜”，眼前展现的不啻一个崭新的世界，“政经学术，汇于一刊”。③
“明月”的成长正好伴随着“文革”的进程，“破四旧”、焚书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革文化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生灵涂炭，文物为灰，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令悠久的传统文化受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侥幸逃过反右的知识分子也难逃“文革”一劫。胡菊人说，当时海内外中国人有一种中国文化将要灭绝的危机感，他们觉得“明月”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回了珍宝，一图一文都特别珍贵，似乎“明月”在做一种文化艺术救亡的工作。④
①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2—33页。
② 《明报月刊》2006年4月号，40页。
③ 陈子善《三百期有感》，《明报月刊》1990年12月号，128页。
④ 胡菊人《中华文化救亡的实践者》，《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40页。
金庸说，“我们决心保卫中国文化，你在中国内地摧毁中国文化，我们尽量在海外保护一小部分中国文化”。“明月”如同构筑了一堵墙壁，保藏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我们宝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地爱它。”“明月”带给他的不是滚滚财源，而是梦想成真，是声誉和满足，长期以来他都渴望着有一天办一份这样的期刊，不以营利为目的。每个月结账，有时赚一两千元，有时亏一两千元，如果赚得多了，也会在“明月”本身花去。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贴补。因为创刊号受欢迎，月刊成本减低，所以他在第3期不仅增加了附录《海瑞罢官》剧本，封底还加印彩图，以符合非营利的宗旨。1976年1月，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时》中说：
现在阿讷十二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从不脱期出版，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胡菊人说“收到好稿最快乐”，最难忘就是收到精彩的稿子，他特别记得陆铿的《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文笔内容兼美。1979年10月号大型特辑头条刊出（署名“陈棘荪”），他加了个编者按：“这是一篇踏实而大胆，情理兼备、文气如虹的好文章，谨向读者郑重推荐。”此文一出，好评如潮，美国政府赶紧翻译作为主要参考，台湾当局要军人阅读，并邀作者赴台，可见文章的感染力。
当年12月，《明报月刊》那一期的发行接近35000册，海外订户超过三分之一。这是“明月”的黄金时代，最多一期曾发行到4万多册。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72页。
二、《明报周刊》
早在1964年1月12日，《明报》就和《南洋商报》合作，星期天出版彩印的《东南亚周刊》，八开，十六页，随报赠送。以后改为单张对折印刷，改名为《明报星期画刊》，也是随报附送。
1968年前的几年，《明报》不断收到外地读者来信，要求他们出版海外航空版。这些读者绝大多数是香港出去的，他们在香港读惯了《明报》，虽然离开了，但对香港的事物还是恋恋不舍，《明报》就是其中之一。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