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 第42部分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48页。

②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188页。

1967年9月22日，金庸又创办《华人夜报》，王世瑜为总编辑、督印人，沈宝新为总经理，社长是他妻子朱玫。王世瑜（1939—　）1961年珠海书院文史系没毕业即考入《明报》当校对，第四个晚上，金庸就叫他做助理编辑，“明月”创刊，他成为主要助手，一步步升到了《华人夜报》总编辑。

《华人夜报》最初是一份娱乐性晚报，走大众化路线，以报道吃喝玩乐为主，还有一些Se情内容（不断推出香艳小说，艳情小说等），创刊不久，就有3万多份发行量。据说朱玫对《华人夜报》和王世瑜很不满，认为报纸刊登这些Se情文章，有损报格，王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予理睬，双方发生争执，朱玫要求金庸立即辞退王世瑜，他左右为难，王则一气之下带着多名得力记者辞职走了。《华人夜报》难以维持，于1969年停刊。

此时明报集团已粗具规模。1969年5月21日，《明报》创刊十周年次日，金庸在《“十年辛苦不寻常”》社评中说，报庆酒会上来宾中至少有十人对他说，《明报》是自己的报纸，为自己的报纸创刊十年纪念而庆祝。有一位朋友说，“十年来，即使是台风的日子，也冒大风大雨，开了汽车去买一份”。当年10月17日，《明报》转载《星岛日报》前一天的消息，香港中文大学集体通讯中心9月进行调查，香港读中文报的居民中，有11。2％的人阅读《明报》，仅次于《星岛日报》和《星岛晚报》。

①　方积根、胡文英《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101页。

11月28日，《明报》“自由谈”刊出《晚报将创刊》一文。12月1日，《明报晚报》创刊当天，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的小七妹诞生》，说由于篇幅所限，有相当多的新闻、特写、故事、分析文章无法在《明报》刊登，而这些材料内容都颇为不错，值得读者阅读，晚报将成为日报的补充报纸，日报上已有的，晚报不再重复，晚报上刊载的内容，极大多数也不能在日报上读到。晚报上的小说与散文，执笔者尽量与日报不同，他希望日报读者也能成为晚报的读者，日、晚报加起来能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比如，香港经济近十年空前繁荣兴旺，但《明报》对本港工商业的报道和服务颇为不足。晚报辟有“香港经济”版，将在这方面努力，目前版面太少，但日后将全部扩充。《明报》虽有种种缺点，但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有独立的品格和立场，将在晚报继续保持。“大哥与七妹的气质、思想、品格是一样的，但外表、谈吐、举止却完全不同。大哥严肃些，七妹愉快活泼些，年轻漂亮些。”

从1970年1月起，他的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系列随笔《卅三剑客图》在《明报晚报》连载了两个月。他根据清代画家任渭长的《卅三剑客图》创作，别出心裁，依画成文，有考证，有想象，有回忆。

“明晚”介于严肃与通俗之间，以白领阶层为对象，与《华人夜报》走的是不同路线。“明晚”初期只有“香港经济版”，经济新闻占了30％，25％左右的版面刊载马经、娱乐内容，没有社评。“明晚”初创的一年半，他的大部分心力都用于晚报。1972年初，“明晚”大致定型，成为一份以经济为主的高级晚报，关注财经和股市消息，日发行量四五万份，试图与创刊于1938年8月、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星岛晚报》（10万份）一较长短，争夺读者和市场份额。

“明晚”副总编辑林山木（笔名林行止）1940年生在广东潮州，中学毕业就踏入社会，60年代初进《明报》做资料员，勤奋好学，深得金庸赏识，1965年金庸资助他到英国剑桥工业学院攻读经济学。1966年初，他在英国收到《明报月刊》创刊号，里面还夹着金庸夫妇署名的大红致意卡片。从此，他经常为“明月”写“英伦通讯”。1968年，他替“明月”采访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这是他第一次以记者身份所做的采访，也是傅聪“投奔西方”后首次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在“明月”3月号刊出，受到广泛关注。他学成回港，正逢“明晚”创刊，从副总编辑做到总编辑，恰巧香港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股市狂潮，一般报纸还没有财经版，“明晚”却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林行止的股评大受股民欢迎，成了股民心中的“财经权威”。“明晚”一般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许多股民要等到读了他的文章才做下午的交易，一时间“明晚”几乎成了股民每天必读的参考资料。

1973年7月3日，林行止离开《明报》，创办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的《信报》，带走了许多“明晚”的专栏作家。他在发刊社评中向金庸和《明报》的旧同事致谢，感谢他们在《信报》筹备期间的指导和鼓励。①他的出走在《明报》系统造成一次不小的地震，《信报》成为“明晚”最大的对手，它一面世，“明晚”发行量就直线下滑，以后一直徘徊在一万多份。林行止自办《信报》之后，在许多场合都会与金庸碰面。金庸一见他，会走过去握手，客气地称他“林先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叫“山木，山木”。

负责“明晚”财经版的黄杨烈发现办财经类报纸有利可图，也脱离“明晚”，于1980年与人合资创办《财经日报》，内容、风格甚至版面编排都模仿《信报》，销量一直不足万份，广告客户不多，股东纷纷退股，难以支撑。无奈之下黄只好向金庸求救，借了二十万元，但报纸一直没有起色，再次向金庸借贷，金庸便提出收购报纸，也就是将以前的借款一笔勾销，同时由金庸付清工人工资和积欠的稿费。1982年，《财经日报》归入《明报》系统，到1985年仍连年亏损，金庸决定于1985年6月将《财经日报》与《明报晚报》合并，另办《企业报》，没办成。拖到1986年3月只好停刊。②

1986年10月8日创刊的《明报电视周刊》昙花一现，不到一年就停刊了。

“明晚”拖到1988年才停刊，金庸遣散79名员工，补偿金发了两百多万元。当他决定停办“明晚”时，几乎全报馆的人都反对，认为这张报纸办了很久，曾经很成功。他说，“作为报人，我希望她能办下去，但作为企业家，看到她亏损，且没有好起来的可能，我只能把她结束。有人说结束会对我的声誉有损坏，我说如果不结束对我的声誉也是损坏，但过后人们会认为我的决定是对的”。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66页。

②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209页。

四、《鹿鼎记》：“韦小宝作风”

《笑傲江湖》连载结束，他只歇了十一天。1969年10月24日，他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开始在《明报》连载，到1972年9月23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十一个月。

《鹿鼎记》从一场文字狱开始，金庸在注解中说，这段故事是为痛惜“文革”文字狱而写。当时，“文革”的文字狱高潮虽已过去，但惨伤愤懑之情，兀自萦绕心头，他不由自主地写进了小说中。《鹿鼎记》中的江湖也笼罩在争权夺利的阴云之中，韦小宝在神龙岛上见到了宗教迷狂般的“政治集训”，让人想起内地当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语录歌”。

《鹿鼎记》在报上连载了一段时间，红学家林以亮偶遇金庸，谈起他的新作，向他深表欣赏，认为是开辟蹊径的尝试，隐然与西方新潮小说遥相呼应，男主角韦小宝是个“反英雄”，小说本身也是“反传统武侠小说”。小说的写法有些地方引用正史，表面上一本正经，骨子里却冷嘲暗讽，令人想起18世纪大诗人蒲柏“仿史诗”的讽刺作品。他听了这番话，兴致勃勃地嘱林以亮整理一下这个想法，日后《鹿鼎记》出单行本时写篇介绍文章。

韦小宝生于妓院，长于妓院，连名字也写不了，签名时只写一个“小”字，“拿起笔来，左边一个圆团，右边一个圆团，然后中间一条杠子笔直地竖将下来”。他不是¨wén　rén　shū　wū¨英雄，而是“反英雄”，在他身上差不多能找到国民性中所有的弱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厚颜无耻、营私舞弊……但正是这样的人成为了生活中的强者，在朝廷他得到皇帝的宠信，身居高位；在江湖他得到天地会等帮会的信任。甚至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一代大儒都要推举他做皇帝，吓得他手里的茶碗掉在了地上。他最后带着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飘然而去。韦小宝的成功，“使顾炎武的满腹经纶、陈近南的盖世武功变得一钱不值”。①

①　1994年11月25日“谈话记录”，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404—405页。

韦小宝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之类的典籍，但他从小就看戏、听说书，对历史上为争夺权力不惜血流成河、尸骨如出的故事并不陌生，他教罗刹国的索非亚公主先挑起天下大乱，然后乱中夺权，立竿见影。索非亚问他：“你怎知道叫兵士杀人、抢钱、抢女人，就可以杀沙里扎，杀彼得？”韦小宝微笑道：“中国人，向来这样。”金庸解释：“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

从妓院到宫廷，从江山到江湖，韦小宝无往不胜的法宝到底是什么？有人总结，一是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拍马常常拍得恰到好处，二是吹牛撒谎，随时随地可以漫天撒谎，糊弄人。

韦小宝总是脚踏两条船，两面讨好，处处为自己留后路。他善于搞人际关系，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总是让人对他有好感。他善变，善于保护自己，什么时候都不吃亏，在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