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了酒，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和言辞来挽留他。当知道他必然离去的时候，金庸给了他三个忠告：
第一点，菊人兄，你要知道，人的性格是个个不同的，你将来到那边工作，他们家庭成员当然要来管事，同时，在你下面还有很多人要管，人的个性既然人人不同，那么就算有人当面对你发脾气，拍桌子，你也要忍耐，不要动怒。
第二点，报纸杂志的销路，是有起有伏的，如果销路下跌，你也不要忧心，只要冷静去做就是了。
第三点，你要知道，办报难免时时接到律师信，就算打官司，你也不必惊慌。
那一天是星期天，金庸的司机放假，他们叫了一辆计程车，菊人送金庸回家。在路过天后庙道的半途上，他们并排在后座上坐着，一时竟缄默了，好像从那一刻起，各走各路，心中颇为黯然。金庸忽然打破沉默，说：“菊人兄，我们共事这么久，就算是此刻死了，也是值得的。”菊人答：“是呀，十多年来，查兄你不用与我说一句话，而我也不必向查兄征问一句话，就把《明报月刊》编得相当出色，这是非常难得的！”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03页。
菊人辞职，金庸立即宣布所有员工都获得加薪，并设宴慰劳。大家见他如此诚意，都不忍在这时离开，所以没有人跟菊人走。②
菊人的离开确实令金庸心痛，事起仓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他重新出马，亲自主编了两期。“胡菊人兄和我们是在十分友好的情况下分手的。……这十三年中，他辛勤的努力，使得《明报月刊》成为海外华人社会中一本极有影响力的刊物，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政治领袖与学人，也有不少人是本刊的读者。”③
金庸请了董桥，从1980年第3期开始接手，在“明月”工作近三十年的黄俊东说，“明月”换一个主编，便会出现另一种风格，“查先生除了总是给予一个月刊立场原则的锦囊之外，便任由主编发挥”。④
1980年2月27日，傅朝枢出资的《中报》创刊，胡菊人任总编辑，陆铿任总主笔，接着又创办了《中报月刊》，但仅一年，他们即双双离开。那三点忠告，胡菊人都未能遵守，所说之事一一都应验了。1981年6月1日，胡菊人和陆铿以补偿费共同创办了《百姓》半月刊。金庸对胡始终念念不忘，有一年圣诞节前，他在尖东一家酒楼宴请台湾女作家三毛，得知胡菊人就在附近一个酒会，连忙通过李文庸（慕容公子）邀来挚谈，诚意拳拳。⑤
有“香江第一才女”之称的吴霭仪，每周在《南华早报》写英文政论，引起金庸的注意。他们同是廉政公署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金庸是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觉得她的发言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说到问题中心。吴霭仪1984年被他请到《明报》工作，1985年要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1986年7月又应他力邀重回《明报》任副总编辑，1987年9月，她又离开三个月，继续剑桥的学业，《明报》不仅为她保留职位，还一直给她发工资。
① 《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17页。
②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64页。
③ 《编者的话》，《明报月刊》1980年1月号，108页。
④ 黄俊东《远路不须愁日暮》，《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43页。
⑤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9页。
在为《明报》工作过六年的欧阳碧眼中，金庸是个“富有人情味的老板”。1990年夏天她要辞职前往美国读书，辞职信交给了总编辑董桥，金庸请她到七楼办公室，挽留她，知她去意已定，也就不留了，只是说：“这样吧，你在副刊上的专栏，我为你保留下来，一直到你回来，每个月的稿费还可以帮补你在那边的生活。”最后还说了一句令她感动的话：“你到了美国之后，在那里实在生活不下去，我们还是欢迎你回来，你随时回来，《明报》随时欢迎你。”想不到他一年后就要卖掉《明报》。①金庸说：
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别人高。可能是因为和我一起工作比较愉快，我对人家客客气气，没有老板架子，不会骂人家，当别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环境比较好。
与其他大报相比，《明报》工资低，福利薄，这是《明报》员工从编辑、记者、校对到排字房、机房工人的同感。他们对《明报》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工资加得少，连退休金都“缩水”。金庸在1979年表示，十分赞成报酬高的明星制度，不过他认为记者太出风头也不好，一旦成了名记者，就容易给别人挖走了。②
《明报》港闻版编辑黄陵是个老员工，做了十几年，因年龄关系到1980年提出退休，希望能安享晚年。金庸发了一笔数万元的退休金，黄陵表示不满，一气之下，找他交涉：“我的退休金应该不止这个数目。这笔钱我就不打算要，我会全部用来登报纸，在全港报纸登启事，声明黄陵在《明报》打工，现在退休了，只得数万元退休金，由于感激你，所以特别登报纸表扬！”③
这事最后以金庸给黄陵补钱而了结。
1965年进《明报》的漫画家王司马④，负责监督《明报》及所属出版机构的美术工作，为《明报》画了多年漫画，表现出色，金庸很欣赏他的漫画，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指明要他设计封面和插画。金庸大部分小说的插图出自王司马手笔，他的插图常常有点写意色彩，比如《笑傲江湖》的插图与其他小说插图的线描手法不大相同，有水墨画笔法，具有“文人气息”。他的稿费却一直没有加过，一个月只有三百元。有一天，他遇到倪匡，发了一点牢骚，倪匡答应替他去说。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4、186—187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63页。
③ 杨莉歌《金庸传说》，201页。
④ 原名黄永兴（1940—1983），生于澳门，1961年到香港。
见到金庸，倪匡先问王司马的漫画好不好，当金庸竖起大拇指夸王司马的漫画时，倪匡立马直入主题“应不应该加稿费”，金庸想也没想就回答：“应该！”倪匡说：“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块一个月吗？”“这么少，不行，不行。他想加多少？”倪匡说：“一千五百元。”金庸有点犹豫：“这太多一点了吧！”“那你可以加多少？”他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多谢！多谢！”倪匡马上向他致敬。原来王司马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
事后金庸知道了，只是笑笑说：“一千二百元买王司马的画，还是太便宜了。”1983年，王司马因患恶性肿瘤去世，他闻讯流下了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他支付。出殡那天，亲自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①
1985年，“哈公怪论”风波发生后，许国（哈公）向金庸要求退休，金庸说无退休制度，也即是没有退休金。所以许国只能再“泡”下去。他们相识很早，金庸在《新晚报》工作时，许国常给《大公报》《新晚报》写稿，后来他们在长城电影公司共事过。1975年10月许国进入《明报》，负责明报出版部的工作，整理出版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最后一次校对（七校）是由许国逐字逐句校对的，许国在编排包装上也用了不少心，并为他的武侠小说打入台湾市场尽过力。董桥主编“明月”时，与许国在隔壁房间办公，“哈公写字画画刻图章，我经常去向他讨教，学到好多正道邪道的学问”。②温瑞安小说的版权就是与许国谈的，“哈公精打细算，抽着烟斗，很有名土派头，脸上常带笑容，很易接近”。
①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5页。
②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50页。
许国在《谢谢各位的掌声论》中说，“可能是哈公得天独厚，三十几年从不生病，打一份牛工，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服务，病假、事假、有薪假期全都没有拿过”，表示不满。
1986年11月，许国与金钟、许行筹办政论刊物《解放月报》。1987年1月8日，《解放月报》正式创刊前夕，金庸看到许国拟的创刊广告，有一句“遗失大批水货”，赶紧请到办公室谈了一下午。事后，许国告诉朋友，退休金已解决，月底办完移交手续，离开服务了十一年的《明报》。当年5月，许国突然病倒，住入广华医院，金庸第一个送去花篮。许国第二次紧急住院时，有人告诉金庸，他派许国在《明报》时的老助手吴志标关注病情发展，吴曾几次打电话向金钟询问病情。6月15日，许国病逝，当金钟、许行去《明报》找吴志标时，吴却以这天是公众假期为由避而不见。不止一人向金庸求助，希望他出任治丧会主任，并负担一笔丧事费用，他表示可以“考虑”。6月16日下午，在《明报》每周例行的高层会议上，金庸正式表示不宜出面，费用也不宜出，许国走时已给了一笔钱。他一表态，原先考虑参加治丧会的《明报》中高层人员纷纷退缩。除了“明月”总编辑张健波，只有《明报》中国消息版编辑李谷城留下，他是许国的同乡。有人以为金庸可能会来吊唁，但他终于没有来，只送了花圈。
操办许国丧事的朋友希望《明报》刊登的讣告能减免广告费，总编辑王世瑜表示，免收广告费不成问题，不过“这张报纸不是我的，要问过老板才能决定”。6月23日晚，他们得知金庸决定免收哈公讣告的广告费，两次四个广告本应收费共约一万多港币。①
据说金庸一度嗜玩“沙蟹”，牌艺高明。《明报》创办早期，由于经济拮据，他每次给员工发工资后，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玩“沙蟹”，然后将他们的钱逐一赢回来。后来《明报》业务蒸蒸日上，他就倒过来，设牌局让员工赢钱。逢年过节，他在家里招待员工，牌局是必有的娱乐，每次设牌局都是他做庄，一开始必定让员工通赢。这个惯例保持了多年，《明报》员工提起到他家玩牌，都非常兴奋。他家的常客董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