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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台结束，金庸写下三万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开篇就说：“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台北当局和我在台湾的亲友看到这篇杂感时，也希望他们能谅解。”他说自己也做不到绝对客观，只是根据十多年来在《明报》写社评的态度来看问题，多多少少以《明报》大多数读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对于海峡两岸，他私人都无所企求，希望整个国家好，全国同胞的生活幸福。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寒眼看到两岸统一：
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① 《明报月刊》1973年11月号，21页。
此文从6月7日到6月23日在《明报》连载十天，轰动一时，还出了单行本，仍供不应求。在读者的要求下，《明报月刊》从当年9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三、解禁
1973年春天，金庸第一次踏上台湾时，他的武侠小说在那里仍是禁书。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市区和郊区大大小小书店、租书店搜查，查禁97种武侠小说，包括他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这些小说有许多是从香港运到台湾后翻印的。台湾当局认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读者安全”。从此，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长期遭到查禁的命运，但一直不乏读者。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木栅的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他说，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胡适当然不知道金庸何许人，但他夫人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家书架上就有。所以他这样说，或许不无针对性。唐德刚回忆，江冬秀找不到麻将“搭子”时，“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①
看到“中央社”12月8日电有关胡适演讲的内容，金庸生气了。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称，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认为《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京戏内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他讽刺胡适，既认中国人如此混账，“胡适之博士胡适之乎？……何以又适台湾也？原来在胡博士眼中，台湾非中国地也，乃美国地也。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于是美国人送‘我的朋友胡适之’以博士衔，有骨气之中国人却称之为‘最下流之胡适之’焉”！
①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9页。
胡适的“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一语大大刺伤了金庸，愤怒所致，毫无节制。这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1962年2月12日，《明报》有一条“本报讯”《胡适公开逼蒋下台》，后面还有一条嘲讽胡适的编者按语：
“国大”开锣在即，胡适却公开要求蒋介石以“鸡犬不惊”的方式将“政权移交”出来。
“鸡犬不惊”，反面就是“鸡犬不宁”。换言之，胡适以此威胁老蒋：如不交出“政权”，今日台湾就会鸡飞狗走。
“不惊”反衬“不宁”，句中杀气腾腾。此事足可证明，鸡鸣狗盗之徒在台湾大有人在，而此辈后面盖有使花旗银纸之假孟尝君作老板耳。
当月，胡适在台北去世，《明报》只是在2月25日第四版中间位置刊登一篇不大不小的报道：《一代学人归道山，胡适博士猝逝世》。金庸没有表达个人的哀悼。
1965年，金庸小说披着“司马翎”的外衣在台湾登陆。1970年以后，他的小说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悄悄流行。他的许多作品改头换面出现在台湾，不仅改书名，而且安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倚天屠龙记》改名为《至尊刀》，署名“欧阳生”；《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传》，署名“古龙”；《笑傲江湖》改名《独孤九剑》（或《一剑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马翎”。
台湾政要中不乏“金庸迷”。严家淦曾专门派侍卫去出版社帮他找《射雕英雄传》。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记者说起《射雕英雄传》中人物如话家常。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下向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1965年回台湾定居的孙科生病住院时，念念不忘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普通老百姓中，“金庸迷”更是无法统计。
1975年初，沈登恩创办远景出版公司不久，有朋友从香港来，送了他一套旧版的《射雕英雄传》。不到一天一夜，他就看完了，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当时，他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他大惑不解，找出了“查禁目录”，结果发现金庸的所有小说都在查禁之列，明令禁止出版。
从1977年开始，沈登恩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禁”金庸作品的要求，几经周折，1979年9月，情况出现转机。他得到一纸公文，称“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公司在台湾出版，沈登恩大喜过望。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则为了金庸小说的连载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金庸得知作品解禁的消息，写信给沈登恩：
我的小说能在台湾出版，我当然也很高兴。台湾读书风气盛，文化水准很高，任何作者都希望他的作品能接触文化水准很高的读者群，能受到欣赏，得到高层次的反应，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小说并非只是打打杀杀而已。
1979年9月，远景出版金庸正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在台湾引起热烈反响，报纸不断连载，评论界闻风而至，影视界磨刀霍霍，要把金庸作品搬上银幕、荧屏。但最受大家欢迎的《射雕英雄传》并没有解禁，在台湾警备总部的眼里，《射雕英雄传》的书名有“政治色彩”，还是要查禁，出版时只能改名《大漠英雄传》。台湾电视公司立即着手准备开拍电视连续剧，交由陈明华导演。由于陈导演的《倚天屠龙记》赢得极高的收视率，《射雕英雄传》开拍消息一传出，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但是，送审之后即被“警总”封杀。原因是毛泽东《沁园春·雪》里有一句“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有人一直认为，这是嘲讽蒋介石不过一介武夫。金庸为此撰文辩护：
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晴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
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①
四、同业和朋友
1973年金庸首次访台时，看到台湾几家大报规模都很大，业务上有很高水准。台湾并非完全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可是相当有限度。政府事先并不检查报纸内容，但各报不敢正面批评蒋氏父子，在新闻的采用上顾忌很大。当然他也发现，有些尺度正在放宽。
金庸与台湾的新闻界同行早就有来往，在国际新闻协会参加活动，常有碰面。他说，台北的同业一直认为他们有新闻自由，而国际新闻界对此颇有怀疑。按国际新闻协会会员资格的规定，只有具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地区中的报纸和其他大众传播事业机构，才可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台湾的报业同行一度不能参加，几经努力，才得获准。1971年在芬兰开会时，因为于长城、于长庚兄弟事件，台湾是否有新闻自由一事又受到严重挑战，大会要求台湾分会暂停活动。他说：“国际间对于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标准，简单地说，是能不能在报上批评政府、攻击政府、反对政府，能不能自由刊载对政府不利的消息。”②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是台湾两大舆论重镇，《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常与金庸一同去外国出席报界的国际会议，因此很熟识。60年代初金庸和比他年长十多岁的余纪忠相识，一见面便言谈投机。他们都是报纸的创办人、投资人，并且全面负责报纸的内容和言论。当时，《明报》的规模小得多，职工人数、版面数目、销量、广告、影响力、盈利都远不及《中国时报》。但他们对办报的理想，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有共同的想法。每次见面，余纪忠总是毫不吝啬地给他赞誉和勉励。当时台湾新闻界比现在有更多限制，新闻工作者曾因为工作和言论而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惩罚。金庸总是表示，自己处所的环境比余纪忠好得多，办报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