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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度痛苦中，金庸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充满了佛、道的元素，经常出现少林、武当，对佛教他并不陌生。有人以为《九阴真经》就是《楞严经》，以为他读过《楞严经》才写《射雕英雄传》。2003年10月9日，他在陕西法门寺说：“其实我是先写小说，然后才开始真正研究这些禅经的。”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4页。
② 《名人传记》2000年第7期，28页。
③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5页。
“佛经的境界与武侠小说相当冲突，要求人把欲望减到最低限度，要求人情感要淡泊，这对艺术创造有妨害，小说总是要情感愈强烈愈好，内心冲突愈鲜明愈好。”①佛教的要求不仅与武侠小说冲突，也与他的现实人生冲突。
1980年的一天，金庸在台湾从容地点燃一根烟，也不忙着吸，看着长长的一截烟灰滚落，然后对高信疆夫妇和张大春他们说，佛家经常讲“变”，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脱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他还说起希腊古典悲剧强调的“命运”，说起佛家的“因缘”，他说自己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②
1981年，金庸访问内地回港，对《明报月刊》记者说：“近年来我信仰佛教，对一生所犯的各种错误内心惭愧，更加盼望努力对别人好些。只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事做出来。”③佛教令他有了一些自省，他一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没有说。
译成中文的佛经已卷帙浩繁，金庸只读过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他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他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间他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
中文的佛经太过艰深了，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就很难明白。“有些佛经的注释很难懂，愈看愈糊涂，我就只看英国人直接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比较容易懂。”金庸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英文译本，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他相信佛陀的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并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他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佛法解决了他心中的大疑问，他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经过了一年半时光。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72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42、146页。
③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4页。
随后金庸研读大乘佛经中的《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又产生了疑问。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他终于悟到——原来大乘经典主要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了解与接受。他了解“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佛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他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在心灵上与他最接近的是“般若宗”。①
1981年，杜南发问他为什么对佛学发生兴趣，他回答：“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写小说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力求弄清真和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属于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为了能直接读佛经，金庸甚至学习梵文，不过他说所学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几乎等于不懂。②
金庸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将钻研佛经的心得以及佛经中的故事、经义，编写成数百篇朗朗上口的诗歌，那几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事上面。倪匡见到他小心书写、校对过的一沓厚厚的原稿，却一直未见公开出版，不知是什么原因。①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6—158，165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81、205页。
三、气功和烟酒
80年代，《明报》副刊为气功、特异功能发生过争论，同一版面上不同作者的意见截然相反，有说毋庸置疑的，也有斥之为“国之妖孽”的。金庸对这些是相信的，偶然在一次饭局中谈起气功，编辑欧阳碧表示不信，他很认真地说：“你不信啊，这可能是存在的。”还从裤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的钱包说，“你看，我这个钱包本来是好好的，结果给一个气功大师用手指在上面发功，竟烧出一个洞来。”她凑近看，那还算新的黑色钱包上有一个泛白的破损处，约有一指甲盖那样大。欧阳碧还是不大信，金庸却深信不疑。不过转念一想，她似乎明白了，气功大师的表演不是间接证明他武侠小说中那些情节、各种武功的合情合理吗？②
有“报坛鬼才”之称的王世瑜，闲时喜欢研究医、卜、星、相之术，爱与奇人异士论交，曾以“阿乐”的笔名写有关气功、特异功能的专栏，金庸也会将有特异功能的人介绍给王世瑜。
倪匡说，下属都以为金庸严肃，不苟言笑，其实他本性极活泼，“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有一次几个朋友到他办公室的书房，他要伏案写社评，客人有男有女，喧哗吵闹不已，还经常要到他桌上去打电话，但他不加干涉，频说不要紧，脾气好得让客人们都不好意思吵他了。相交多年，倪匡只见他发过两次半脾气。③
倪匡喜欢开放一点的人，他和金庸很熟，都已经算谈得好了，但还是有些东西要顾忌一下。④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2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76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3、98—99页。
④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78页。
除了倪匡，张彻、黄霑、蔡澜也是金庸的好朋友，他说：“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地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张彻比他年龄略大，他是张彻的结婚证人，张彻一直称他“查兄”，或用还珠楼主惯用的称谓称他“恩兄”，“他永远比我成熟、沉稳、智慧明澈，对我有些指点的话，因对我太过‘私人’，无法写出来在这里，而我私自感激终身，实是我生平第一益友。故我一直发自内心事以兄礼，年龄只是个数目字而已”。
金庸也曾为黄霑证婚。1988年最后一个晚上，他邀请许多朋友在家里共度，迎接1989年的到来。元旦清晨，相恋多年的导演黄霑和作家林燕妮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结婚仪式，金庸是证婚人，观礼的证人有倪匡夫妇、罗德丞夫妇、王世瑜夫妇、李纯恩夫妇、倪震等人。《明报》当天还发表了“本报专讯”。这次婚礼只是一个插曲，黄、林还是散了。
一位香港新闻界前辈说金庸年轻时生活圈子很窄，“年轻时已甚少过夜生活，亦不喜欢交际应酬”。那时候香港流行看脱衣舞等，“金庸都有跟朋友去过，有一次，他就与朋友去九龙城看脱衣舞，不过，都是一次起，两次止。他完全不热衷夜夜笙歌的生活”。①
倪匡说金庸喜欢驾车，尤其喜欢驾跑车。最初是凯旋牌小跑车，之后是积架E型。他驾积架E型的通常时速是二十六英里。再后来，又换了保时捷，到了他手中，平均时速略为提高，也不过是三十英里。有人问他：“你驾跑车超不超车？”他回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这是他性格中的“稳”字。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其实是他喝得少，当然不会醉。②胡菊人说他平时滴酒不沾，倒也算不上。他请温瑞安等人在酒楼吃饭，就叫了一壶绍兴黄酒，温热着喝。他笔下的人物乔峰豪饮千杯不醉，他说：“我不会喝酒，所以把乔峰写成酒量特好。”1994年10月26日中午，在北京的“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平时不大喝白酒的金庸要了北京二锅头，他说到了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③董培新2010年见到他，说他仍然是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头，还是喜欢喝酒。他是懂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