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有那样的后果’，因为历史上偶然的因素太多。然而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总是有用的，不论对于哪一个国家，容忍与改革永远是有益的。”①
当年10月30日、12月5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与现代中国研究所分别投票通过他为访问学者。牛津是他心目中的神圣学府，接到通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事先我担心不被牛津大学选上，选上之后觉得很光荣。我在中学就梦想能到牛津或剑桥去读书，这个梦想不能实现，常常觉得乃终生遗憾。现在能以相当于教授的资格去讲学、研究，高兴得很，觉得这个机会不能放弃。如果可能的话，后年我还想到剑桥做些研究。学术上要真的做出点成绩出来才行。②
1992年2月，金庸卸下明报企业的重担不久，即登上了飞往英国的飞机。
他在伦敦说，“希望仍以香港为长居之所，能出门游历天下，以偿多年的心愿”。“他之来牛津也是同样的心情。他感叹少年时正逢国事蜩螗，他求学的年月自浙江至重庆，亦因烽火而饱受颠沛无定之苦，如今得来此著名的学府，感到很开心，恨不得再装点书箧，重为学子。”③以后他到剑桥读博，此时就埋下了伏笔。他对英国情有独钟，对美国则一辈子都很反感。他曾对陶杰说，“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
访学半年，转眼即逝，回到香港，他不无失落地对记者说：“我在牛津时，是希望能够做些学术工作，但我的个性不适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才开始，已做不成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了。我还是比较适合做创作工作。”④
① 《明报月刊》1999年10月号，14—15页。
② 杨莉歌《金庸传说》，294页。
③ 《明报月干》1992年4月号，13页。
④ 杨莉歌《金庸传说》，293页。
多年后金庸还说：“我在牛津大学做高级研究员，讲讲学，跟其他教授一谈，觉得自己有些不足。……做新闻工作的人与专家学者有很大不同，做新闻工作每样东西都知道一点点，但懂得不全面。”
五、“放下无求心自在”
1966年以来《明报》在北角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那是《明报》的黄金时代，也是查良镛时代。1992年，《明报》从北角搬到柴湾，启用新的大厦“明报工业中心”。那时，外人并不知道金庸将要完全退出《明报》，蒋一樵在伦敦访问他时，还对未来寄予期望：“他办报的原则，或许不应只依随于难以恒常定义的所谓国家利益。……他若能以伏枥之心，以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精神以励新闻事业，并在‘九七’后留守香港，为保卫神圣的言论自由再尽余力，尝试把报业提升到西方的第四权力，而不只是一部滚滚的印钞机。”①
蓬莱极目觅仙山，但见白云相往还。放下无求心自在，琼宫仙境即人间。
1993年3月20日，金庸与江泽民会面的第二天，由张浚生等陪同前往山东旅游。在蓬莱阁看海时，应管理人员之请，即兴题了这首诗。回到香港，金庸就找共创《明报》的老搭档沈宝新，商量一起退休。
长于经营管理的“铜笔铁算盘”沈宝新自《明报》创刊以来一直负责经理部的全部工作，金庸从不干预。合作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但他们相互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对于编辑部的各种错误疏忽，沈宝新从未有一句怨言，而金庸也从未看过一次经理部的大小账簿（偶尔查阅薪水、成本等，目的只在做计划，而非审核）。金庸说“我们互相绝对信任”。②“我跟沈先生合作到退休，合作无间，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他对我很尊重，我对他很客气，我们私交也不错。我们两人个性都很温和，都不是斤斤计较的。”①
①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3页。
② 《友谊的集团，愉快的过程》，《明报》1974年5月20日。
长期以来，除了日、晚报，明报集团的月刊、周刊、书籍都由沈宝新个人全资的新昌印刷有限公司代印，仅1986年到1990年10月31日，四年七个月间付出的装订、印刷费就有1。632亿港币。金庸因顾全老同学情面，也不好改变。②
沈宝新支持他的决定：
良镛，三十多年来，你关于《明报》的任何大小决定，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一件。这最后一个决定我自然也欣然同意。我和你初中同级时，你是级长。我打篮球，是级队选手。我只求比赛赢球，至于要我做前锋还是后备，毫无问题。我们办《明报》大赢，年纪大了，自然要退居后备。《明报》现在还大赢特赢啊。
1993年3月，金庸逐步将自己在“明智”的股份减至两成多，收回1。7亿元。3月31日，他和沈宝新分别辞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之职，从4月1日起他只担任名誉主席、非执行董事，于品海接任董事局主席。③
第二天，金庸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说：
这样安排之后，我当然不再“拥有”《明报》了。但什么叫作“拥有”？你能永远拥有你的一切么？二三十年之后，我人都不在了，还能拥有什么？……再过三四十年，于品海先生也要将《明报》交托给别人了。他比我小三十几岁，总可以再主持三十几年吧？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范蠡，《射雕英雄传》中就借黄蓉之口有过很高的评价，范蠡还成为他短篇小说《越女剑》的主角。他笔下的范蠡为人倜傥，不拘小节，所作所为往往出人意料，其一生临大事、决大疑，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险，最后携西施泛舟太湖。他的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湾“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辞说，范蠡曾为“帝王师”，辅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吞吴复越的大业，然后拥绝代佳人西施归隐江湖，还聚财无算。可惜金庸只实现了范蠡的后两个理想，却没有机会像范蠡那样为“帝王师”。他一生没有功业，想做个外交官都铩羽而归。写武侠、办报是他不经意撞上的，甚至带有一点无奈。《大公报》的同事、画家黄永玉也觉得，“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爱的人，很温和的人，而且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他完全是无心插柳，既然没有机会做“帝王师”，他便将满腔的抱负寄托在报纸和小说中。①
①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401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95、323页。
③ 《明报主席查良镛昨退休，改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明报》1993年4月1日。
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那些岁月，他没有成为激进青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他从来无意做革命家。1972年1月29日，他在《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社评中自白：
我们在香港办报，只是经营一家企业，并无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无此本事，也没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对任何中国政府。但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中国人，人人关心中国的事务，而《明报》的读者又是比较关心政治的，因此我们有义务作为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将中国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各种情形表示意见。
当他有机会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也视为牛刀小试，聊胜于无。他说：“我一直存了这个‘报恩思想’来做这件事。香港人待我极好，我除了写几部小说、办一张报纸和几份杂志之外，报答远远不够，在我晚年退休之前，尽力协助起草一部好好的基本法，虽仍不足以报答，总之是多出了一分力。”
金庸家里挂着一副从浙江海宁老家带出来的对联，出自他先祖查昇的手笔：
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① 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116页。参见刘国重新浪博客《金庸的德行？》。
金庸自称一直向往这样的境界，但因办报日夜辛劳，即使休息日也不免事事关心。从1946年起，他做了四十六年的新闻工作，总盼望能卸下重担。至此才得闲居，他大感愉悦。
金庸忘不了《明报》初创的艰难，三十多年来，他们以10万元的资本起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明报集团。1948年他离开内地时，尚有《大公报》《新民报》《世界日报》这些民间报纸，等他在香港办报，内地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和《明报》都是香港的产物，是香港造就了他。他多次说，《大公报》原来是派另一个同事来的，如果当初他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以他的出身和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就算逃得过反右，也很难逃过“文革”。即使都安然无恙，也没有机会写武侠小说，更不可能办报。
1993年12月，金庸再将一成多股份售给于品海的“智才”，套现约2。6亿元。剩下的《明报》股份，他决定分五期全部出手，与《明报》完全脱离关系。12月31日，他辞去名誉主席职位。当天《明报》刊登董事局启事：
……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辞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诚意挽留，查先生恳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虽极感遗憾，然必须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同人等曾长期追随查先生者，情兼师友，受其身教言教之惠；新参加明报集团者，亦对查先生素所敬慕。兹值查先生七旬荣休，敬祝查先生健康长寿，逍遥自在。
从1959年起，《明报》将近三十五年的“查良镛时代”彻底结束。他心里不无难过，当天他对记者说：“我刚翻看一些《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一位明报人回忆：“我至今难以忘掉那一天的情景，偌大的办公室，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