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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1997年4月4日，金庸向浙大捐赠100万港币成立了“浙江大学金庸人文基金研究会”。浙大给了他全校最高的教授待遇，他把所有工资都放到这个基金里。他对白岩松说：“我自己版税收入相当不错，自己很够用了，原来有资产在香港、外国，所以不需要靠这里的薪水生活，如果不请我做院长，我也会捐钱的。”
2000年，金庸正式得到浙大的导师资格认证，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参加过主要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沓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他们拒绝进行这样的评议，表示“由上级领导决定”。何坦率地指出，“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说：“浙大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规定，评金庸为博导，或许他们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浙大的学术声誉，对金庸也不利。”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称这是“一场错位”。
① 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10月号。
② 2005年5月21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
对于这样的批评，金庸内心并不服气。2003年7月，他在央视《新闻夜话》不无伤感地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的大学教授学问差不多了。”2005年他对记者说，自己正在写《中国通史》，“南京大学有个院长批评我，金庸不是科班出身，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北大有教授就认为，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是不同的。历史学家要目光很远，需要一个大的历史观，而不是考证哪一点”。问及他是否希望自己的研究得到内地史学界的认可，他回答：“能承认当然好。但有时候一旦妨碍到个人的利益，他觉得你想得太聪明了，他想不到，不肯承认，就情愿打倒你，来贬低你。”①
金庸对在浙大的身份特别看重，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记得他们在南大见面时，他一再“淡化”武侠小说家的身份，强调自己是“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递上名片说：“请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镛，我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教授。”
余英时“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金克木说金庸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2001年，金庸到南京大学演讲，学生想要听他讲武侠小说，他讲的却是“南京的历史与政治”。结果，演讲不到一半，听众就起哄、鼓倒掌了。一名历史系学生对董健说：“这报告的学术水平连我们系的副教授也达不到。”台下一片叫声：“我们请你讲小说！”他急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场陪同的董健担心出乱子，叫主持人请同学改用提问的方式来稳定秩序。所有提问或是关于武侠小说的，或是关于他爱情生活的，没有一个人问及“南京的历史与政治”。①
①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此前1994年10月25日，在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头衔的仪式上，大家也希望听他讲武侠小说，他却要讲历史，讲中华民族长期不断发展壮大的规律，内容与他三年前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讲的差不多，结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他多次提及，“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②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可在北大演讲时，则未见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学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的发挥”。
金庸的民族融合论观点在《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作品中都有体现。韦小宝生于妓院，他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等任何一族的人。他到扬州问母亲：“我的老子到底是谁？”他母亲也不知道，可能是汉人、满人、蒙古人、回族人，甚至是西藏喇嘛。对中国各民族一视同仁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基调，在他笔下，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的陈家洛不仅爱上两个回族女子，最后还皈依伊斯兰教；大英雄乔峰是契丹人；《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爱上了哈萨克青年。然而，当他将武侠小说中的历史观形成“学术性文字”，在北大讲坛上却“未能博得满堂掌声”。陈平原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但是，“对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太高”。③
金庸在成都给一些作家讲羌族历史时说，“羌族在历史上曾经是最大的民族”，“羌族与西南的汉人联盟，建立了西周”，还说“正在研究羌族的灭亡”。消息见报，精通文史的诗人流沙河就公开撰文批评，所谓“西南的汉人”又是大笑话，武王伐纣是姓姬的周民族领导羌族和其他七族，哪来什么“羌汉联盟”？那时哪有什么“汉人”？此外，羌族还在，还有羌族自治县，并无灭亡预兆。④
① 董健《善作秀者必虚伪——说金庸“华山论剑”》，《现代快报》2003年11月10日。
② 《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③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27页。
④ 流沙河《又挑金庸》，《流沙河近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44—145页。
四、“人在江湖”
2000年9月，金庸在长沙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的大趋势，由湖南卫视直播，与在北大讲的大同小异。一位现场听众说：
老先生从春秋战国开始讲起，历两汉而至隋唐，结结巴巴地论述他的民族融合论，这个话题恐怕很难引起台下以青年居多的听众共鸣，老先生看来也不是很擅长长篇大论的表达和渲染，再加上口音的缘故，看来听众是听起来不算轻松，但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安静。……再看到台上吃力的老先生……①
2003年7月25日，他在杭州为《金庸茶馆》创刊而举办的演讲会，讲的也是类似的话题。门票标价188元，但是杭州剧院门外有人在卖票，开价20元，还价10元即可。剧院内许多座位都空着，并没有出现爆满的场面。大部分门票都是“红石梁啤酒”送的，那几天红石梁啤酒的销量以每天150％的速度递增，许多饭店只要喝啤酒就可以抽奖，二等奖的奖品正是门票。
那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0℃，是杭州多年未遇的高温。下午三点将至，金庸出现在台上，摄影、摄像记者忙乎了一阵之后，主持人宣布演讲开始。他慢吞吞地拿出一沓打印好的讲稿，开始讲中国历史。好像提到了《资治通鉴》，也提到了罗素的《自由和组织》，他耐心地循着讲稿讲，偶尔抬头离开讲稿。他的语速很慢，语调也低，有点含混，北方来的记者就不大听得明白。现场听众虽没有喧哗，但对他讲的内容，明显没有多少兴趣，场内的气氛有点沉闷。演讲持续大约半小时，参与直播的新浪网工作人员转达网友意见：“演讲太学术了，没有兴趣，希望可以自由提问。”
金庸慢吞吞地收回讲稿时，有点不大情愿地撇嘴。提问开始，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但没有一个问题针对他刚才讲演的内容。大多数问题都算不得问题，或是捧场，或是邀请。
① 网文《梦底老梅树，花开慷慨红——我在岳麓书院看到的金庸》，2000年9月。
主持人刚刚讲过他是“金庸茶馆”的股东之一。他在“金庸书友会有限公司”挂牌仪式上也说：“以前有不少香港人称我为‘查博士’，我在杭州开了金庸茶馆以后，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博士’了。”然而，当有人问及他对“金庸产业”有什么设想，他在当中起什么作用，或者说白一点，最终他能从中分得多少钱对，他回答：
我不太了解“金庸产业”的问题，我知道目前为止他们准备拍摄动画片，动画片除了他们公司之外，还有其他地方买断我的动画片版权。文新集团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我的投资也很好，我也没有希望能在这里赚钱，我希望《金庸茶馆》能够办得成功。如果动画片能够赚到钱，如果《金庸茶馆》可以赚钱的话，可以把这个对话的平台长期维持下去就满意了。
那年春天“非典”过后，杭州要做一个“抗非”纪念雕塑，他以“半个杭州人”身份捐了一套港版《书剑恩仇录》拍卖。一个杭高学生患白血病需骨髓移植，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全班同学给这位校友写信，他捐了一套签名的武侠作品集。那天，有人问他对钱怎么看，感觉他在捐款时经常是捐书，是不是觉得捐书比捐钱好？他笑着说：“我怎么看钱？我买股票、投资老是赚钱。在杭州我曾经捐了‘云松书舍’，价值1400万。”主持人马上补充说，金庸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不拿工资，这次演讲会不要出场费。
在西湖造屋是金庸的一个愿望，1993年3月31日他对《明报》记者说：“以前我讲过，退休之后希望在杭州有一间房子。……杭州市政府又旧事重提，愿意在西湖边上给我一块土地起房子。这是特别照顾，因为西湖边是不许建私人住宅的。我欣然接受，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思念之情。”别墅还没建成，媒体上就传出批评的声音。1996年11月4日，占地4。5亩的‘云松书舍’竣工不久，他决定捐给政府。他说：“当时我盖这个别墅的用意就是我退休之后到这里定居，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