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竟然能够因为一句话，就自动地卸下兵权，东北军也没有因此出现哗变或是拒战的情况，更是自从清朝末年以来，拥兵自重者近乎不可能的表现。
不过热河与长城之战事前的中国舆情反应，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国力与军力的情形了解过少，因此对于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表现给与过于严苛的批评，舆论把东北军骂成“不抵抗部队”，“一战就败”，而把西北军的喜峰口之战，捧为国之干城。热河抗日作战的失败，对于浮夸的舆论与不切实际的人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北平的“学者专家们”，这才开始深切的了解到，中、日国力的差异，有着整个民族全方位的历史问题。日本不是由一天而强盛，中国不是因一人而落败。
其实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民族心理问题，不敢真正面对失败的原因，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羔羊（东北军）泄愤，以减少每一个国民其实都应负起的历史责任；而同时对西北军的喜峰口逆袭战果，作出过度的宣扬2，以证明是东北军太差，而非中国军力的不行。事实上，当时东北军一样地在明知无法战胜的状况下，对日军攻势进行浴血作战，只是因为张学良下野，政府与舆论又要找东北军当成替罪羔羊，因此缺少公正的报道，而其实西北军一样有其脆弱的一面＇3＇。
事实上，当时蒋介石无法亲自率军北上指挥压阵的原因，是因为国民政府在江西刚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同时汪精卫在热河作战之前，曾经亲访广州，当时广州政府领导人邹鲁就明白表示，假如蒋介石调兵北防热河，广州方面不但不会协助或保持中立，而是会出兵攻击南京。中共在江西、安徽、湖北等各地苏区的部队，更是从中牵制了国民政府军队的移动。当时的国民政府，无论是派晋军、西北军或是东北军的其它将领，都更加难以指挥中国的部队进行热河保卫战，甚至就连蒋介石亲率中央军与日本作战，结果恐怕也是好不到那去。因为实情是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将领与部队，能够抵挡武藤信义所指挥的关东军的攻势。
11。3 人心向背是战争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中国军队在一二八事变的上海，可以打得如此轰轰烈烈，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可以困扰无敌的关东军，而华军在热河与长城之战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呢？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关键在于民心士气的支持。因为当时无论是在上海还是东北，人民都是热烈支持华军抗敌作战的，因此中国军队可以在人民的支持下，越战越勇而有超水准的表现。但在热河的状况刚好相反，当地的人民根本是利用机会反抗军阀“汤老虎”部队的虐政，因此华军在没有得到人民主动支持的环境下，张学良无法派遣缺乏国家意识，以及没有足够后勤的地方军队，事先进驻热河。在作战时，缺乏人民支持的部队，其战斗表现，必然会在水准之下。
而日军的训练、编组以及武器装备，在接近三十年来的重点配置，都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俄军进行野战准备，因此比较不知如何应付城镇的攻坚与巷战，也不知如何面对人民起义的游击作战。日军在上海与东北地区的作战，既有轻敌的问题，又需要时间调整适应，因此日军的作战表现也就在水准之下。但是日军在热河之战，刚好得到日军最为优秀的将领指挥，又可以充分发挥野战的能力，加上策反工作非常的成功，热河民团又有响应日军的军事行动，所以关东军在热河的作战，当然是得心应手、大有表现。
在热河保卫战之前，当时中国的舆论界，一天到晚地把政客与“报纸军事专家”的谬见，大量地加以渲染与散播这些见解，把一二八事变的中国军队能够暂时的守住阵地，当成日军战力其实不足为惧的证明，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风起云涌反击，当成关东军战力不过尔尔的事实，舆情当然就会期待中国军队在热河再有杰出的表现，事实上，这些舆论可以说是爱国热情有余，但是对于事实了解缺乏，只会影响到整个战略的布局，更造成了引爆政潮的燃料库。
11。4 日军掌握作战的优势
当然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军进兵热河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楚，攻占热河，痛击华军，以切断关内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并且扩大华北分裂的局势。但是中国军队的战略目标则并不清楚，张学良先是期望热河能够成为中日两国的一个缓冲，以尽量的拖延双方冲突的时间，减少东北军的伤亡，蒋介石则是把热河的保卫战，当成一场维护政局安定的牺牲打，作战目标不在保住热河（因为根本也保不住），更不是就此进行中日全面的战争，而是要给国人一个抵抗的交代，以安抚民心，同时能让日军多付出一些侵略的代价，而稍知收敛。
而关东军在武藤信义指挥下，犹如脱胎换骨般地发挥高超水准的战力，一扫过去受困于东北义勇军的形象，也是出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武藤信义只以两个师团加两个混成旅团的部队，就敢大胆地发动热河之战，造成中国部队几乎措手不及的应战。中国方面则是由于军力的调度，特别是后勤支持，有着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对于进驻塞北寒荒的热河作战，本来就是有些应付舆论压力的消极作战。当时张学良真正的主力作战部署意图，不在热河而是在长城沿线抗敌，以确保河北平津，热河反而成为陪衬的作战，只要能有抵抗的表现就好。不料热河作战的表现过于差劲，造成华北人心与军心的全面浮动，蒋介石只有在仓促之间北上，张学良负责请辞，蒋临时重新布局，在长城沿线与日军作战。
虽然当时各军在长城的作战，特别是中央军防守古北口到南天门的血战，几乎是以全师牺牲为代价，西北军在喜峰口与罗文峪甚至出现成功的逆袭，而东北军王以哲部、何柱国部与晋军商震部、傅作义部，在滦东也都有相当英勇的抗敌牺牲，但是当时中国部队，根本对于现代新式的火力所知有限，在长城地区坚硬地形难以临时构建有效的防御工事，而日军使用空军与重炮的优势火力，造成中国守军阵地几乎全毁，也就无法成功地对抗日军的攻势。不过这系列的战斗，证明了中国军队的确敢于牺牲，不再是一支望敌溃散的“太监军”了＇4＇。
11。5 华军作战需要大幅改进
不过就作战指挥而言，当时何应钦与杨杰的长城防御作战战略，实在是过于的被动与呆板，只是强调各军死守险要阵地，而与日军进行浴血作战，来展现中国军队流血与牺牲的精神，却没有在战场上发挥协同作战的功能，更没有运用主动反击的战术，打击日军极其脆弱的后方与补给线，实在是相当的失算。
事实上，当时在长城防线的中国军队，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动防御，一方面以部分军队，依据地形险要布阵防守，但是应抽调更多的兵力，采取精锐编组，在长城沿线一些日军兵力薄弱的地带，主动地越过长城，利用复杂的地形，深入日军的北侧反击敌军，甚至可以远征日军补给集中的后方据点，进行大胆的敌后攻击与破坏，与包围日军的后方据点，而造成日军首尾受敌的压力（因为当时日军在热河后方的兵力的确不足，军力几乎全都调到长城正面攻击华军了），而不是让各军完全以被动的防御，等待日军强烈火力来逐一击破。
当然要实施这种机动防御，是需要有更好的部队协调，以及更为宽裕、可资调动的兵力，同时也需要指挥官有足够的企图心、决策的胆识与能力。这不但是当时何应钦与杨杰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中国军队直到武汉会战后期，才开始懂得运用这种战术，在三次的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才真正灵活的使用这种战术。
11。6 长城作战对日本侵华策略的影响
日军在赢得热河与长城之战的胜利之后，当然成功的截断了中国支持东北义勇军的联结通路，使得义勇军在热河失守之后的短期间之内，因为进一步的失去支持，大部分的部队被日军消灭，一部分则是退到苏联的境内，不过仍然有少部分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以游击战的方式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东北义勇军自动自发的英勇作战精神，是在中国的近代史中，一个唤醒了民族精神的历史事迹。东北义勇军的精神所兴起的一股抗日的共识，开始成为凝聚中国统一与新生的力量，终于成为中国走出几世纪迷失的历史动力。
日军占领热河后，不但完成日本对于拱卫满洲国的战略，同时也为推动“蒙古国”，找到一个理想的桥头堡，这时日本的侵略野心，简直已经到达沸腾的地步。日军既已穿过长城，兵临平津，就进一步的积极制造事端，煽动军阀与汉奸政客，以推动设立“华北国”。日本终极的战略目标，就是分裂中国，然后加以宰割。
不过，中国军队在热河与长城的作战与牺牲，多少让日军觉得，要想再演出类似九一八事变那种近乎无抵抗的占领中国事件，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必须设法策动与扩大中国内部的分裂，然后再加以介入与利用，它才能顺利的“征服”中国。所以日本在热河长城作战后，暂时停止全面的武装侵略，对华开始采用武力压迫之下的政略行动，准备一块块地肢解中国。首先上场的就是“蒙古国”的建立，以及“华北五省的自治”的推动。枪声未息，谈判上的压力就已上阵。
事实上，日本在谈判桌上的强横态度，绝对不减于在战场上的残忍手法，不过中国只有见招拆招，国民政府多数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政策，用尽一切力量与日本周旋，才勉强换到了四年的准备时间（1933…1937）。而当日本发现中国已经开始凝聚抗日的共识，以及有了一些建设与军事的成果之后，就决定提前发动对中国全面的侵略。
第十二章、兵临城下的塘沽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