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每年都设法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因此蒋介石抱持着“先安内，才能攘外”的最高政略方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蒋介石尽量地设法以武力与政治手法，来统一国家。当时中国分裂最大的力量，其一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裂，华北与西南对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半独立的势力。其二是共产主义所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完全不承认当时所有的中国政治现状，要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蒋介石把统一的主要目标，先放在围剿共产主义的分裂政府。
蒋介石对于境内另外一个“中国”，前后发动五次的军事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政府才终于击破共产党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共军离开江西于长江中游根据地开始“长征”之后，在西南长期与中央分裂的国民党势力，也失去对抗的力量，而在一九三六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蒋介石更藉着追剿共军的机会，首次将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带入川、黔、滇，以及西北与华北的晋、陕、甘各省。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变之后，更是促成了国共合作，结合力量全力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这个统一，并不彻底与完全，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只是在形式上，大家比较肯有合作的共识而已。
一九三七年，中国才终于勉强达成内部初步的统一，但是此时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化、号令统一的国家，各地山头（例如河北、山西、山东、四川、云南、广西、与中共）仍然仅是对外形式服从，对内实际做主的局面，与中央的关系，也是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的状况。因此，国民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积极地建立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果，不会比甲午战争的结局为好。但是国民政府企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财税以及政治、军事制度的计划，就在内战持续，外患不断的局势下，只能走一步就算一步的开始运作。
14。3 财政、金融与货币的改革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 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 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
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国开始大幅减少文盲的人数。另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维持量与质的增加，特别是实用的理、工学系发展很快，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直维持正常拨发，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相当具体的奖励作用。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这种混乱与落后的金融环境下，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铸造新的银元，宣布“废银两改银元”的政策，中国内部一切的财政税收与经济交易活动，都以政府新铸的银元标准。这样货币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但税收运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资与经贸活动可以便利的运作。
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
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
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2。
14。4 振兴农业与发展工商
民国以来，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传统的架构之中。由于人口众多，农民平均的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根本不足以养活农家，因此农民收入有限，农村经济凋敝。在沉重的农村借贷利息压力之下，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成为军阀部队以及地方性叛乱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国民政府才能开始有能力针对农业问题，进行实际的投资与改革。
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及农本局，以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协助建立产销体系，并且鼓励普遍设立减轻农民借贷负担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个，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个，相当改善了农民沉重的金融负担，与增进了农业的生产。虽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