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笤际�1937年9月下旬，潘汉年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①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这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出一张小报，国民党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最后，还是汉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会谈，勉勉强强决定了国共双方各出开办费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这一段时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个月（他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这时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同时，他还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亲密真诚的“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这句话，是沈钧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刘少文②同志说的）。
①“八·一三”抗战开始时，陈诚、张发奎、罗卓英是淞沪前线三个兵团的指挥。
②刘少文，当时任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
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两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由于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统治即将覆灭的那两年时间，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民盟、民革、民进等民主党派都要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刘长胜、刘宁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训工会干部；东北解放区领导机关不断派人和来电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于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像“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不—一细说了。请问：在这样一个两军对阵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险拚死，为了哪一边？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实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时间内，向解放区送走了上百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能是“内奸”干的事吗？假若是“内奸”，那么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风，整个事情不就完全变样了么？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没有儿女，但是他有无数个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为党、为人民工作过来的战友。“潘案”发生，受株连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当然，在那个时期，在“左”风全盛的时候，不仅“下情不能上达”，连有关部门也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重审的。但是“潘案”的复查，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从1955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是属于早已过去的事了。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他冒过无数次危险，他见过许多大场面，他的“案子”来得那样突然，问题又那样严重，于是，这些年来，爱讲闲话的人就给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凡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还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个“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现在，真相大白，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现在是20世纪的80年代，我们党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记住过去的教训，引为鉴戒，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这就是产生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的保证。
1。2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①
①本文原载1982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订，并增加了第3部分。
王尧山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和保卫工作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很大的功劳。
我是在1936年至1942年间和汉年同志在上海一起工作的。1942年秋，中央决定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全部撤退到新四军军部。汉年同志为了确保刘晓同志和我的安全，亲自安排并亲自护送我们从上海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1942年至1944年我和他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工作，他那时任华中局社会部部长。上海解放后，又和他在一起工作，直至1955年他被审查为止。此后信息全无。想不到从此就生死永别，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
潘汉年同志为创立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