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实，“内奸”这个罪名，从潘汉年在北京被捕的第一天起，在最先知道消息的熟人中，就是有疑惑的。
据胡愈之后来回忆：
1955年4月5日上海代表团开会时，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耽心。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
代表团回上海以后，有人悄悄地向于伶转告了陈老总的话。于伶有点安慰地想：周总理、陈老总他们是了解潘汉年的，中央也还有些同志了解他，最后总能弄清楚。
四
两天里要交检举揭发材料。
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的？
于伶久久地枯坐在病房沙发上，思绪如潮，心如刀割。
往事并不如烟。它们就像资料馆仓库里尘封已久的拷贝，一经开封，就一本一本地自动在心灵的屏幕上映现出来。
少年时代，于伶在宜兴就听人盛传陆陵潘家的事。潘家是书香世家。潘家三兄弟是当地有名的才子。潘汉年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这就是“水番三郎”这个像日本人姓氏的笔名的由来）。于伶在宜兴时并未见到过这位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潘家三郎，直到10多年后，两人先后来上海，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才建立起同乡加同志的友谊。从此患难与共，成为息息相关的亲密战友。
记忆的帷幕一下子拉到20年前：
1936年，上海静安寺路沙利文咖啡馆。潘汉年约夏衍和于伶见面。他刚刚奉党中央之命，从陕北又一次秘密来到上海，任务是恢复遭到大破坏的党的地下组织，迅速加强力量，迎接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夏衍和于伶向他汇报了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几年来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文化界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处于苦闷和焦急状态中。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民心激荡。而上海文化界还卷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影响革命队伍的团结。
潘汉年向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议精神，使他们认清了大局，明确了目前的任务。
1939年的一个秋夜，上海璇宫剧院后台。上海剧艺社正演出于伶的《花溅泪》。
女演员蓝兰轻轻走到于伶身边，悄声说：
“小开来电话，要你马上到DDS去。”
于伶又惊又喜。上海沦为“孤岛，’后，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安排好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及文化界几位著名人士撤离上海，才同夏衍一起去香港。一晃快两年了，音讯不通，于伶时常惦记着“小开”。
于伶怀着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霞飞路DDS咖啡馆楼上，一眼就看见“小开”正安详地坐在僻静的角落里。
“你们辛苦了。”潘汉年握住于伶的手，用力摇几下，然后放低了声音：“我看报上影剧广告，你们上海剧艺社还在演出。这是个信号，说明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你本人也还安全。我就试打个电话，不想这么快就见到你。”
“璇宫离这里很近……”
“今天没有别的事，我刚到。要请你设法转一份密件上去，行吗？”
“没有问题。老孙还在，我立即交给他。”
老孙是地下文委书记孙冶方。
又是两年过去。1941年的一个秋夜。
董慧到辣斐花园剧场找于伶。于伶一见阿董出现，眼睛立即发亮了，阿董来准有“小开”的消息。
董慧约他走出剧场，到霞飞路底盖世宫咖啡店坐下，悄悄告诉他，明天下午去巨泼来斯路（安福路）三友浴室定个房间，晚上“小开”和老刘要来找他。
老刘就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
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对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力量采取突然袭击，指示江苏省委尽快作出应变措施，保存力量，作长期的隐蔽斗争。潘汉年为此事专程从香港来上海。他同刘晓一起先约于伶谈话，讲了党的部署，询问了有关情况，商量了一些办法。后来，又换了个地方，约了更多的同志讨论了应变方案。
就在这次会面时，潘汉年通知于伶，党决定他离开上海去香港。
同潘汉年交往中的一个个镜头，依次在心头映过。这完全是共产党员之间的革命关系，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可揭发的呢？
五
过了“五一”节，于伶这间本来探视者不断的病房，突然变得清静了，有时接连几天，除了妻子柏李和孩子们，竟没有一个人来。柏李来时，也是轻声低语，不多说什么。病房里欢快的谈笑声消失了。
小护士倒常常问：
“于局长，怎么这些天来看你的人少了？”
于伶是哑子吃馄饨——肚里有数，只好苦笑一声：“大家工作都忙。清静点好。”
“倒也是。”小护士点点头：“我看你在病床上还要谈工作，也太辛苦了。有的小青年也不识相，人家病在床上，还要一趟一趟来谈什么剧本，真是寻开心！”
“不，不，”于伶微笑摇摇头：“人家也是诚心诚意的。你要知道，写个剧本也不容易。我反正不是什么要死要活的病，不碍事的。看着剧本，谈谈话，也是一种休息。”
话虽如此说，他的心头却不能不感到苦涩，分明人们都已风闻于伶同潘汉年案件有牵连，甚至可能还得到通知，暂时不能来往了。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彼此相知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叶以群同志来看望他。
叶以群同样由于潘汉年案件而遭到靠边审查。他满怀忿感，面容惨淡。他想安慰于伶，又觉得此时此地，也不必说什么；彼此的心情，两人都知道，彼此的疑问和惶惑，也是相同的，谁都解答不了。
于伶斜靠在床上，以群坐在床边小沙发上，都不开口，默然枯坐，戚然对视，一切尽在不言中。坐了近两个小时，护士推小车送晚饭来。以群看看手表，站起身，朝于伶望了一眼，轻轻点点头，不辞而别。
望着以群消失的背影，于伶好容易才忍住涌溢出来的泪水。
六
盛夏时节，于伶在病床上读到7月18日报上刊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这样一段话：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在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37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这是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潘汉年和胡风已被“逮捕审判”的消息。
7月27日，公安部长在人代会上发言，题目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文》于伶仔细地读了这个发言全文。读来读去，关于潘汉年的罪状只有这么一句：
《：人》“上海市前副市长潘汉年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
《：书》放下报纸，他感到一阵茫然。
《：屋》“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多长时间？哪些特务机关？如何勾结？
一阵强烈的怀念紧紧攫住他战傈的心。他忽然想起：潘汉年那天到医院来看他时，忘了把药带回去，后来托吴强转送，也不知转到了没有？
七
秋天，于伶出院回家。
妻子柏李告诉他，市委已经来了通知，要于伶好好在家休息，养病，不用再去文化局上班。局里的工作，已经派了别人在负责。
过了两天，上影厂厂长室的秘书送来两大包信件什物，说厂里出了布告，由电影局任命了代理厂长。她又说，前不久，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在一个会上宣布，叶以群也不再担任上影厂的副厂长，他被免职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小雪。有天下午，于伶走出家门，沿华山路去静安寺买药，路上忽然遇到叶以群。他们的住处相距并不远。却已有好些日子没有来往了。
靠在路边梧桐树下，低声交谈了一会。雪花轻轻飘落在他们的头发和脸颊上，带来几分清凉。
“你的问题怎么样了？”于伶关切地问。
“前几天市委组织部通知我，说我写的跟‘小开’有关的材料，算是清楚了。”以群低声回答。
“可以了？”于伶露出一些宽慰的微笑。
“说是可以了。”
“那就该安排你的工作了。”于伶拍拍比他略矮一头的老友的肩膀，有点高兴，“大约不会回电影厂了吧？”
“谁知道呢？”以群平静地苦笑一声：“等着吧。也可能安排到作协去。”
“作协也好。”于伶安慰他：“那边熟人多些，还有巴公在。”
以群嘴角挂着一丝笑意，未置可否。于伶只觉得那笑比哭还苦涩，不由得一阵心酸。
以群被分配到作协以后，编了几年刊物，搞了几年理论批评，担任书记处书记和理论研究所所长，还曾被选为副主席，但是始终未能摆脱艰危的处境。一到十年风暴，他立即被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代理人、潘汉年同伙”揪了出来。1966年8月2日黎明前，他正在阳台上，看到作协一名“造反派”好汉正坐着公安局的汽车停在枕流公寓门前，准备上楼来捉他。他就毅然决然从六层楼一跃而下，用自己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的生命对眼前这个被扭曲的时代作无声的控诉。
就在以群跳楼的三个星期之后，于伶也被捕，开始了9年的铁窗生涯。
八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有一次在北京西苑旅社食堂外面通道上，忽然有人从后边赶上于伶，对他耳语说：
“知道吗？‘小开’和阿董，都已经去世了。”
于伶愕然，回头盯住对方：
“在哪儿？”
“湖南一个劳改农场。他们一直关在那儿。”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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