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传开了。到了1955年，这首诗被人利用，“三千三”变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和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以配合正面斗争，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保护革命力量。潘汉年在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屡受中央嘉奖。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竟以此罹祸！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将在外”，个别情况无法及时向中央请示也是有的。这又何罪之有！
至于“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只要想一想，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的发电厂在何处而需要“供给情报”的道理，就可看出这条“罪状”的不实了。
对于这一些“罪行”，潘汉年这样的革命者怎样接受得了！
经过8年幽禁，1963年6月，潘汉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后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妻子一起被安置在北京郊区团河农场。其间他曾进城去看一位老朋友，对这位老朋友说：“我是冤枉的，扬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在狱中，潘汉年曾写过一首给董慧的诗：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无半点音，
但求息怨恨，勉力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铸魂，
抗日隐地下，十载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
结句“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实在是潘汉年痛苦的灵魂在呐喊！从团河又经秦城监狱，一直到1977年凄苦地离开人间，以假名被埋葬在洣江劳改农场。
于伶同志写了一组诗《怀潘汉年同志》，最后一首是《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瞿潘公冤雷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潘汉年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死者已矣，但我们生者却难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他的形象，作为一代风华的党人魂，他将永远激励着后人，而他后半生的坎坷，他的冤狱，则值得我们这一代进行深刻的反思。
1。4 潘汉年传略
陶柏康
一
1906年1月12日（农历乙巳年12月18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
潘汉年，｜乳名厂（an）儿，参加革命后，使用过许多笔名与比名，诸如：厂人、水番三郎、亚灵、天长、泼皮、泼皮男士、迪可、汗牛、汗、爱仙、鲍刚、严陵、彭一清、杨涛、潘健行、小开、k、小k、胡星、萧叔安、萧恺、凯、开、严、潘继仁、严如云、严开、许琳、潘湘、韩企文、张颂南、胡越明、秦汉楚、萧肖、萧相臣，等等。
潘汉年生长在一个书香门庭。曾祖父潘亭山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为清朝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莘华是清朝光绪后期的秀才，以塾师为业。
潘莘华思想比较开明，辛亥革命后，曾任乡董，后又代替其兄任区董。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实行县议会制度，他又被推举为宜兴县县议员，但仍在乡间任教。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有四男四女，潘汉年在男孩中排行第三，为后母巫氏所生。由于小汉年天资聪颖，机灵活泼，深得长辈和兄弟姐妹的喜爱。
1912年，年满6岁的潘汉年进入陆平村初等小学读书。有关孩提时代的生活情形，潘汉年作过片断回忆：“记得那年我还在小学里，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到夏天的晚上，总不肯安联在庭院里乘凉，总是跟着左右邻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里追逐萤火虫，……我走进院子，便见爸爸躺在椅子里罗罗的抽水烟，妈妈正忙着用刀切西瓜，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挥着芭蕉扇咿哑的唱曲儿；我拭着头上的汗珠儿，走进大姐身旁，要求他打扇……”
寥寥数笔，一个天真活泼且又顽皮好动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又描绘出一幅举家融和欢乐的景象。可惜好景不长，潘莘华为接济难民，变卖了田产；又因病染上鸦片，家道开始中落，经济十分拮据。
1916年，潘汉年初小毕业，因无钱升学，进入潘海良的私塾学堂，即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第三高小坐落在宜兴县西乡都山，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学校，创办于清朝末年，原名陵霞书院，后改为国民小学。辛亥革命后，发展成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当时担任该校校长的是清末秀才储涵奇，他治学严谨，潘汉年在这所学校里，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1919年，潘汉年从第三高小毕业。在外婆吴氏的资助下，考入和桥彭城中学。1920年，他因下肢患疾，中途辍学。暑假期间，在北京念大学的堂兄潘梓年和潘寂回乡度假，向潘汉年等少年伙伴介绍了不久前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情况，这是潘汉年最早接受的政治启蒙教育。
潘汉年病愈后因家庭经济拮据，便在本村和邻村的小学替人代课教书。
1922年，16岁的潘汉年经人介绍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任教。潘汉年善于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不但使学生获得牢固的知识，而且注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教学中，潘汉年还撰写了一些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他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言而能行”的教育工作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言行一致，为人师表。他还积极主张在假期里，让学生们多到农村去，充分须略农村“那冲敦厚的自然美”，用以“陶养出幽美情绪”。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研究探讨教育问题，他还特地写信给《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希望该报“出一张专事研究教学的副刊”。
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参加了“宜兴评论社”。该社成立于1920年9月，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自发地酝酿和组织起来的进步团体，成员大多是爱好文学艺术、热情而刚直的青年。加入评论社后，潘汉年还参加编辑评论社出版的小型报纸《宜兴评论》。《宜兴评论》的内容有社论、述评、简明新闻，有时也登一些杂文和地方掌故，以及文艺作品，如小说、诗歌、随笔、散文、漫画等。其主旨是反对旧道德、旧文比，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伸张正义、发扬民主；对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以及封建习俗，进行坚决的斗争。
潘汉年和李肠谷、鲍文蔚等同仁一起，反对勾结军阀孙传芳的县教育局长周聘高把持教育界的恶劣行径，并与他展开过面对面的斗争。
不久，潘汉年离开家乡，走向新的广阔天地。此行最初目的是为了到上海继续求学，然而，时代的召唤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二
1925年春天，潘汉年离开家乡，到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不久，进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任校对员。在此期间，潘汉年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儿歌与童话故事。这些作品融趣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写得颇有新意。1925年5月，他还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童话故事：《苦哇鸟的故事》。并给周作人写信，希望进一步开拓童话故事的题材，得到周作人的赞许。
1925年五卅运动后，潘汉年积极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加入了中华书局工会。同年秋，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潘汉年结识了宜兴同乡周全平，经周全平介绍，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开始投身到进步文化运动的激流中。
创造社出版部里聚集着一群风华正茂、不畏艰难的热血青年，他们既做出版部的具体事务，如包装、跑邮局等，又都是能编会写的青年作家，每天工作极其紧张，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而收入甚微，有时甚至窘困到饥不果腹的境地。但是，他们“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只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杀开一条血路”，为“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从1926年到1929年，潘汉年先后编辑和主编了《洪水》周刊、《A·11》周刊、《幻圳》周刊、《幻洲》半月刊、《战线》周刊和《现代小说》月刊等进步刊物，并撰写了许多笔锋犀利，很有战斗力的杂文、政论文章，向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宣战。同时，还创作了不少小说，讴歌进步青年为革命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反映劳苦大众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生活。这些进步杂志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许涤新曾经回忆说，1928年，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和其他追求光明的进步青年一样，非常喜欢阅读《幻洲》，并受到鼓舞和启迪。
1928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同年10月，根据党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设法找到了沈端先（夏衍）、朱镜我、周谷城、许德衍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
由于当时潘汉年等人还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以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初次尝试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它为后来“左联”的筹建提供了经验教训。
192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潘汉年担任中央文委第一任书记。此后，他不辞辛苦，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组织领导了文学艺术界的各个革命团体的筹建工作。
早在1929年5、6月间，潘汉年就找了钱杏邨商量筹建新的文化革命团体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于5月和7月对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了两次大搜捕，逮捕了包括钱杏邨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