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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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蜘蛛的人-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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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我作如此顶撞,我大概是活腻了。这样一来我的麻烦还有完吗?我把转到了舌尖的话强咽回肚里,低下了头。热泪直欲夺眶而出,那是忿怒的眼泪,委屈的眼泪。我狠咬嘴唇,将它们忍住。林老师,咱们走着瞧,有朝一日我会跟你算这笔帐,你等着吧。

现在轮到受压迫的人扬眉吐气、伸张正义了。我当即拿起毛笔,蘸饱了墨汁,写下一张长长的大字报。用了林老师教我们的一些修辞手法,控诉她对学生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与学生为敌,用高压手段抑制不同意见。我写完后给班里的同学一看,他们大表支持,纷纷签名。随后我们就将大字报拿到林老师家贴在她屋里,让她白天晚上读个仔细。这当然不能算作泄私愤,这只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果林老师为此有几个晚上睡不好,那她也该!这场革命不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么?不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尤应〃触及灵魂〃。

林老师虽然算不上好老师,但她还不是最坏的。平空搞出个暴露第三层思想的政治老师比她更坏!过去学生中盛传他能看穿别人脑子里的想法,所以做起思想工作来百发百中。现在真相大白了:有位初三学生贴出了一张惊人的大字报,揭露他怎样会有这种特异功能的,那真是让我猜一万年也猜不出,原来他趁我们出去做课间操的当儿偷偷翻看学生的日记!写大字报的同学这天突然身体不适,提前回到教室,他亲眼看见政治老师将一本学生的日记从课桌里抽出来大看特看。这个学生当时不敢声张,政治老师正是他们的班主任。

这位老师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原来如此!它除了教人卑鄙和虚伪,还能教我们什么?过去我们那么尊敬他,他竟为我们树立这么一个榜样!想想他给我制造的那场恶梦,义愤油然而生。拿起笔作刀枪,我也给他来了一张大字报。

几天之内,大字报像雨后春笋遍布校园。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工人,人人都投入了写大字报的热潮。埋藏得很深的隐私和污垢统统都挖出来曝光,每天都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传出。教师头上神圣的光环,原可上溯到2500年前的孔子,现在消失殆尽。老师必须放下臭架子,向他们的学生请教;连父母都得向子女学习。当官的以前高高在上,现在须得洗耳恭听老百姓的意见。天地颠倒了,美猴王横空出世,法力无边。一场大革命已经发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回想起来,〃文革〃开始时我感觉相当良好,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优越感。但就在这些新鲜的自由和热闹之下,我也遇到了使我深为不安的情形。

7月的一天,我去学生食堂吃午饭,快走到喷泉的时候,远远瞥见那儿围了一群人,便走近看看发生了什么。喷泉过去是我们学校的一景,飞溅的水花飘忽在风中,背后映衬的是摇曳的绿色垂柳,周围空气洁净清新。在北京,这可不是普通中学能够享受到的奢侈。〃文革〃开始后,喷泉的水源被关闭,水池底部积了厚厚的一层淤泥,夹杂着乱抛的纸屑和玻璃碎片。

此时我看见一位中年教师正在喷水池里,衣服泥迹斑斑,头部鲜血淋漓,周围有一些学生在向他扔砖头。他左闪有避,在泥浆里爬来爬去,不觉中,绕着喷泉转了一圈又一圈,像动物园里关着的野兽。目击此景,我一阵强烈的反胃,如果不是立刻掉头走开,我差不多要当场呕吐出来。我没心情再去吃饭,一丁点儿食欲都没有。

回来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六神无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文革〃中打人,被打的而且不是生人,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我是不是在同情他呢?也许有一点,也许根本没有。毕竟我对他毫无了解,万一他是反革命或坏分子呢?万一他真犯了什么弥天大错,因此罪有应得呢?所以还不单单是这位老师的遭遇使我忐忑不安。那么究竟是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对刚才一幕的丑恶不堪忍受。就是这么回事!从前我读小说,看电影,里面讲到英雄受难时,总是那么壮烈,那么崇高,给人以浪漫和美的遐想。但是在现实中,在我眼皮底下,这种折磨竞表现得这么肮脏,这么卑劣。我真希望我什么也没看到,以免破坏我心中的英雄梦。

这位教师大难不死,但另一位教美术的陈老师却没这么好运。陈老师瘦高个,黄皮肤,留着长发,那是颓废的标志,所以有人说他像电影里的间谍。他总是神情忧郁,抽烟抽得很凶。〃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鬼胎,不是对新社会不满,他干嘛这么一天到晚不停抽烟?〃一个同学这么问我,期望着我的由衷附和。〃更别说他过去还让学生照着裸体女人的石膏像画素描,分明是毒害我们青年!〃就为这些〃罪名〃,他被一群高年级学生活活打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再次感到极度困惑。整件事简直就像一个拙劣的玩笑,可这却不是玩笑!陈老师头一年还在教我们,他不像林老师,爱做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不曾与学生为敌。他彬彬有礼,为人宽容,如果学生显出一点绘画天分,他会非常高兴,但即便学生没有艺术细胞,他也不会为难他们。就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竟莫名其妙地成了文革中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

住在陈老师旁边的蒋老师教地理,陈老师高高瘦瘦,蒋老师却矮矮胖胖。两人都是单身汉,又都教辅课。〃文革〃前,蒋老师有两个特点广为人知,一是他的不修边幅,二是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只带一支粉笔。然而,很多同学都认为他是一零一中最有学问的教师,他的大脑袋里装满了地图和书籍。如果说蒋老师从前就颇得学生敬佩,那么〃文革〃开始,陈老师被打死,蒋老师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到了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大串联。出发前,人人都想从蒋老师那里讨得几条锦囊妙计,回来后,我们去找他聊天,回赠他几段路途的见闻,能借机在蒋老师面前显露一下我们的见识总让我们得意非凡,这样在8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蒋老师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欢声笑语隔着宿舍楼的池塘都能听见。晚上,他房间的灯光总要亮到一两点。艺术给陈老师带来灾难,地理却给蒋老师以福祉。

1966年间,与那些对自己生命都把持不定的老师们比起来,我们学生突然威风了许多。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取消了,现在时间完完全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过去总是老师。家长、领导叫我们做这做那,学校的课程门门都是必修的,时间排得很紧:一天6节课,一星期上足6整天。将来上大学也自由不到哪儿去。大学毕业后,国家会给每个人分配工作,人人有只铁饭碗。不论你喜不喜欢,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

一夜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老师、家长、领导居然通通靠边站了,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自己定计划,自己来执行。那么我们在学校该做些什么呢?课自然是不上了,就围在一起讲家史。当然在会上发言的全是干部子弟,其他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吴的女生所作的发言。1942年日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吴的哥哥只有几个月大。他长得可爱极了,白白胖胖的圆脸,跟他妈妈一样有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他妈妈管他叫宝宝。宝宝的妈妈日盼夜盼,就盼孩子的爸爸早点从前线回来看看他的第一个孩子。

爸爸未进门,日本鬼子先来了。吴的妈妈抱着孩子跑进了大山,跟其他人一起藏在一个山洞里。日军在搜山,越逼越近。这时孩子醒了,张嘴就要哭。他妈妈情急之下,只能用手捂住婴儿的嘴,若被鬼子发现,所有的人都性命难保。

孩子急了,本能地使出全部力气反抗。他的小脸憋得通红,然后发青。他的小手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想把它推开,呼吸自由空气。他两条胖乎乎的小腿拼命乱蹬。他母亲万箭穿心,但她不敢松手,直到日本兵离去。而那时,孩子已经在她怀里变凉了。

吴哭了起来,我们也都掉下了眼泪。

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我能理解,还不是为了她哥哥。他死得这么冤,这么惨。他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这么个白壁无暇的孩子,竞也被父母奉献给了革命。吴和其他兄弟姐妹也许都很聪明可爱,但怎么都比不上这个死去的孩子……

当然这不是那天我们和吴一起哭的原因。我们流泪是因为被父兄们的英勇奋斗、壮烈牺牲所感动。这样的家史故事我们听得越多,就越坚信:倘若我们允许革命倒退,国家变修,万恶的帝国主义和豺狼般的国民党就会卷土重来。就像30年代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把我们统统斩草除根。那时他们不但会杀害我们的父母,连我们也不会放过,以绝来日复仇的后患。

我突然觉得这些同学比我的亲兄弟姐妹还亲,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今天我们在教室里一起流泪,明天我们在战壕里一起流血。〃文革〃前,我对他们毫不信任,把他们一个个都看成竞争对手,如今我却愿为他们中的任何人牺牲性命。

其实使我们热血沸腾的不是对死的畏惧,而是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担在我们肩上。苏联和东欧已经改变了颜色,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坚持马列主义。若我们拯救了中国的革命,我们就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我们要铲除官僚和腐败,取消一切剥削和特权,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党政机关……总之我们要让中国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民主,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类历史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

除了讲家史,我们每天就是骑自行车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林彪、周恩来、江青都曾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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