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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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忍成历史-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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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学院还设有编译部,这段时间是柯柏年翻译工作的黄金时期,先后与其他同志合作翻译编辑了: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王实味、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

张闻天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兼该部主任。他规定,翻译人员每天至少译汉字1000字,每千字可得稿费边币一元钱。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风》报告。28日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至此,以整顿三风(党风、文风、学风),与其相连的整顿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为标志的延安整风开始。

整风学习刚开始很正常,柯柏年、吴黎平、艾思奇、张仲实等受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方法论》,完稿后交毛泽东审定,并作为整风学习材料之一在延安出版,在各解放区大量印刷。大家认真学习文化,研究党的政策、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一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然而,这场整风运动随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2年6月2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整风运动。由于康生回国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干的一部分权利,且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他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与王明路线斗争的样子(在莫斯科他是王明忠实拥戴者,曾高呼过“王明万岁”,延安整风却摇身一变成为反王英雄),取得了中央的信任。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点名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定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又作为审干重点,把矛头指向一些老同志。中央研究院有一名特别研究员、老共产党员王实味,在整风开始后写了几篇杂文,批评他认为出现在延安的不良现象。他对延安经常上演京剧《玉堂春》、在周末举办交际舞会极为不满,认为前线将士为抗日流血牺牲而后方却歌舞升平,与战时气氛不协调,便在《野百合花》中以“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对这种现象做了尖锐讽刺。

文章发表后,被国民党利用作为攻击共产党的口实,王实味为此受到批判,被打成托派分子。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译著也多,与王实味一起做过翻译工作,自然也逃脱不了关系,被指责为“教条主义典型”遭批判。一些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老同志回忆说,批斗会天天开,会场乱哄哄的,大家七嘴八舌,根本不让人辩解。后来甚至发展到无中生有、恶意诬隐。康生甚至说:“谁主动揭发,就奖励他一双皮鞋。”这在物质匮乏的延安,对一些意志薄弱者无疑产生巨大吸引力。还有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甚至表现出双倍的忠诚。搞得研究院人人自危,一片怨气。

延安整风是对柯柏年人生历程的一次重创,困惑中他打算以后再也不搞翻译工作了。尽管后来毛泽东出面,提出整风是为了明是非,长见识,不追究个人责任,压住了康生那一套,但还是深深挫伤了柯柏年。一次在王家坪,毛泽东见到柯柏年时对他说:“柏年,你还是要翻译啊!”柯柏年苦笑道:“再也不搞翻译了。”此后,除了上级交办,他的译作就很少见到了。

参加中央外事组和军调处工作

1943年7月,美军为对日作战需要,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进入延安。当时美国是我们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同盟国,中央欢迎同他们合作。由朱德、周恩来、彭真、林彪和叶剑英出面与美方商谈,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组长是杨尚昆,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黄华、凌青等。

这个小组也是我党早期的外事机构。在工作中柯柏年与美军观察组较好地配合,并与谢伟思和戴伟斯等军官成为好朋友(20世纪70年代,谢伟思入主美国国务院,协助尼克松在中美建交中起到重要作用)。当时毛泽东急需了解外国,特别是美、英两国的情况。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买到的英文新书运到延安,柯柏年负责安排英文新书的翻译工作,并每月向毛泽东报告一次,运了哪些新书,书的内容是什么。当毛泽东表示要看某书时,柯柏年将该书中文译稿交毛泽东,其他书的译稿和毛泽东交还的译稿则由柯柏年安排运往重庆,再由重庆有关人士安排出版。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达成避免军事冲突的协议。为执行协议,1946年1月北平成立军调处执行部。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负责人是罗伯逊、郑介民和叶剑英。柯柏年任我方新闻发言组负责人。由于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军调工作一开始就充满尖锐斗争。

1946年3月3日,天气晦暗,立春快一个月了,豫北新乡依然春寒料峭。这天下午两点,新乡西郊机场突然呈现热闹气氛,彩旗飘扬、锣鼓铿锵、鞭炮劈啪。原来,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在河北永年进攻解放区没占到便宜。于是借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到新乡视察之机,新乡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王仲廉组织了一帮人,冒充“永年人民代表”向马歇尔请愿,企图把破坏停战协议的罪名栽赃到共产党头上。

马歇尔刚下飞机,就被一帮人围住。他们高喊:“我们向马帅请愿!共产党破坏协定,在永年杀人放火,杀死了3000多人!”这喊声一下子招来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中共新闻发言组代表柯柏年上前质问:“你们根据什么说共产党杀人放火?!”

“我是永年人,亲眼看到的。”一个代表自鸣得意地回答。

柯柏年一眼看出这位“代表”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副官,于是讥讽道:“喂!这位先生,昨天我们还见过面,你什么时候跑到永年当上‘人民代表’了?”

“我……”这位代表脸顿时红得像猴屁股,再也不敢吭声了。

接着柯柏年问:“你们说共产党在永年杀死了3000多人,这数字从哪里来的?!”

“是长官告诉我们的。”一个“代表”挺着胸脯回答。

“你们长官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数字?你们到底是永年的‘人民代表’,还是国民党政要的代表?!你们不要再闭着眼睛造谣了!”

……

“哈哈!哈哈哈哈……”围观的人群哄然大笑。

这个局面太尴尬了,马歇尔的脸拉得长长的,面色灰得就像晦暗的天气,他顾不得与国民党政要打招呼,匆匆爬上飞机离开了现场。

这样精彩而不夸张的场面,在电影《停战以后》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板门店谈判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二战”以后美、苏之间的冷战而导致朝鲜南北两方对立激化的结果。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新中国推迟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部队大批北调,使我们失去了解放台湾的良机,国家未能统一成为我党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终身遗憾。

1951年夏,朝鲜战争逐渐将战线固定在三八线一带,双方都很难向对方【文】做较大的推进,战争处于【人】僵持状态。交战双方的代【书】表先在开城,后在板门店【屋】举行谈判。朝中方面中方代表是邓华和解方。朝方代表是南日大将和李相朝中将。根据中央要求,外交部为中方代表配备了一个幕僚班子(二线班子),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负责。这个幕僚班子不上谈判桌,在幕后为中朝代表分析形势,出谋划策。

李克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有很严重的肺心疾,多次发作。中央担心他的身体不能支持,1951年11月决定派伍修权去接替他的工作,同去的还有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原因很简单,中央认为,让一个和美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去谈判,柯柏年具备这个条件。

在去开城途中却险象环生。当时正处在“绞杀战”期间,制空权基本上在美国人手中。美国飞机整天侦察投弹扫射,白天根本没法行动,只能利用夜色掩护开进。为了不被美国夜航飞机发现,所有的车辆都不准开灯,只能摸黑慢慢开。越接近前线,道路越难走,来望的车辆也越多,许多军车司机把车开得又快又猛。当柯柏年等人的吉普车正摸黑紧张行驶时,突然发现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迎面扑来。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是一辆军用大卡车!就在两车相撞的一瞬间,小车司机把车头向右猛拐,大家只觉得身下一颠,吉普车腾空而起。就在车体反扣的一刹那,几个人一起甩了出来。那股力量不小,要是摔在石头或树干上,不粉身碎骨也得头破血流。可巧得很,几个人扑通扑通几声竟被抛在一个大水坑里。爬出来一看,谁也没受伤,只是弄脏了新做的制服。大家一起动手,把扣过来的车子翻了过来,一试车,竟然一点没坏,真是喜出望外,急忙爬上汽车向目的地前进。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朝鲜战争打打停停,中美谈判断断续续。我方代表根据战局的发展,建议党中央要注意我们党内和兄弟党(苏联、朝鲜)对战争流露出盲目乐观、迅速求胜的错误思想。提醒党中央要清醒地看到,经过五次战役后,我军身心疲惫,战线过长,没有海空军队的掩护,如一味南下,很难扩大战果,甚至还会导致美军二次仁川登陆的恶果。这些意见引起了党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充分认识。1953年7月,交战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反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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