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由回到了紫荆山，旋即赶往广东寻找意欲搭救自己的洪秀全。而此时的洪秀全在广州活动没有结果，只好重返广西紫荆山。就这样，两人在广西、广东往返途中相互错过。
当冯云山遭到羁押，洪秀全四处求助，两位首领匆匆奔走于道之际，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涣散，处于失控状态。为笼络人心，不少教徒诡称神灵附体发号施令，其中最突出的当数以烧炭为生的穷苦山民杨秀清与萧朝贵。
民间长期流行着一种降僮巫术，如星宿下凡、死者转生、仙佛附体等，这不仅在当时的广西地区十分盛行，即便今日，也有着一定的“市场”。降僮的人称为僮子，僮子专以此职业为生。僮子降僮时，会进入走火入魔的痴迷状态——此时神灵已降附其身，凡治病、求财、求子、解疑等，都能各取所需地达到一定的效果。普通百姓对此深信不疑。
没有资料、证据表明杨秀清、萧朝贵做过专业僮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两人精通此术，至少是从中受到了启发。先是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附体下凡，然后是萧朝贵托称天兄基督附身降旨，形式与降僮并无二致，上帝、耶稣附体时呈睡眠或痴迷状，醒来后还原为普通常人。只是他们身上所附，不是僮子降僮时依附的当地神灵，而是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回归常人后还得宣称自己获得天启，发布天父、天兄圣旨，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杨秀清、萧朝贵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代天父传言，预言灾难即将过去，号召教众团结一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人心、稳定局面的作用。等到洪秀全与冯云山双双返回紫荆山时，他们不仅获得了天父、天兄传言人的特殊资格，还得到了广大教众的信任，担当了主持上帝会日常事务的重任。在为教众的团结与局面的安定感到欣慰的同时，洪秀全对杨秀清与萧朝贵的擅权僭越不禁感到深深的忧虑。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他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承认杨秀清与萧朝贵的“代言”权，缓和领导人内部的紧张局势，并对“天庭”座次作了相应排定：上帝为天父，长子耶稣为天兄，洪秀全为第二子，冯云山为第三子，杨秀清为第四子，萧朝贵为第五子。
正是这一不得不作出的妥协与让步，为太平天国此后的内讧与失败埋下了潜在的祸根。
1851年1月11日，从各地赶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的男女教众约两万人，隆重庆贺教主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正式誓师起义。
所谓团营，就是将各地会众教徒汇聚在一起，编练成军队。营，即军队的编制单位。团营意味着上帝会在葆有宗教因素的状态下，变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军教由此合而为一。团营之初，太平军有男营、女营之分，皆以军为单位进行编制。“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男营每军计有官兵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女营组织略有不同，每军计有女兵二千五百人。时人有诗赞女兵道：“绿旗黄袍女元戎，珠帽无龙结束工；八百女兵都赤脚，蛮衿扎裤走如风！”
以深信不疑的宗教信仰为支撑，以井然有序、整齐划一的编制为结构，以铁一般的严明纪律为保障，以教会认定的兄弟姐妹封建宗族关系为纽带……可以想见，如此结合而成的一支军队，一旦举事，会爆发出多么巨大的能量！
就教主洪秀全本人而言，此时也完成了一次超越性的过渡与转变：由个人的科场失意、压抑痛苦，升华为集团乃至民族的理想诉求。上帝会之所以如磁铁般吸引广大民众毁家纾难，全身心地投入参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洪秀全的庄严承诺：恢复汉族山河，反清不复明，开创新王朝，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理想社会——“太平天国”。
以金田村为起点，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就这样以摧枯拉朽之势勇猛向前地铺排发展开来。
而此时的外部环境与一些极其偶然的因素，也促成着这场起义的燎原与席卷之势。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路途染病长逝；率援军赶赴参战的前云贵提督、身经百战的老将张必禄也在途中病故（一说战亡）；而当时在广西主事的巡抚郑祖琛是一个年老多病、只图粉饰的人物，没有半点威望，根本不能控制、协调部下；尔后派往广西的钦差大臣李星沅与两广总督徐广缙反目，新任广西巡抚周天爵又与广西提督向荣不和，军队不服从调遣，后勤供应不济，军政矛盾重重，文武相互掣肘，剿灭何从谈起？不久，李星沅又病逝于军营，导致清军一片混乱，无心恋战。有史料表明，当洪秀全得知林则徐前来平叛的消息之后，慑于他的威名，有过从海上逃遁的计划。如果林则徐不死，以他的成熟干练以及神奇的吸附力，必能游刃有余，调度有方，即使不能招抚镇压，至少可以阻止、延缓太平军的势头。
多重因素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推动着太平天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以风卷残云的凌厉，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向着他们既定的目标进军。
太平军从广西打到湖南，又从湖南打到湖北，占领武昌。尔后旌旗蔽日，浩浩荡荡，顺江东下，一举占领南京。虽然有过诸多失利败绩，但就总体而言，算得上一路前行一路凯歌。
从金田起义到攻占南京，仅用了两年多时间而已。而从武昌东下攻取南京，全程五百八十九公里，沿途十多座军事重镇，包括行军作战，总共只花了四十天，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正是这势如破竹的背后，潜伏着诸多当时无法逆料的危机。
1851年3月23日，金田起义不过两个多月，在局势不甚明朗，前途一片迷惘之际，洪秀全就在东乡登极称王（天王），此后将这一天称为“登极节”，作为太平天国的六大节日之一，每年都要庆祝一番。9月25日攻占永安城后，更是颁布诏令，规定“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12月17日，洪秀全举行封王大典，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过早封王，不仅树大招风，而且形成封建等级制度，带来腐化堕落、贪图享乐、追名逐利的负面效应。如果洪秀全能像朱元璋那样懂得一点韬光养晦之术，就会学学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政治策略，太平天国的结局必然有所改观。
洪秀全在一项移营动员令中曾明确提出建立“小天堂”的理念，至于具体建在哪里，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洪秀全的指向不明，颇有走一步看一步的味道；石达开在贵县训练教徒时高呼“一打南京，二打北京”；杨秀清的目光，则紧紧盯着南京（金陵）。当太平军在湖南益阳获得数千条民船，建立水营之后，领导层似乎达成了“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志向。占据武昌之后，关于下一步的攻略计划，领导层又有过一番讨论与动摇，部分将领认为应该“遣兵道襄樊，北犯中原”，洪秀全也有将“小天堂”建在中原之意。而以杨秀清为代表的大部分将领则坚持东进，他们认为“金陵天府，饶富贵，宜踞为根本，徐图进取”。也就是说，先攻下南京作为大本营，然后再慢慢图谋发展。两种进攻方略，孰优孰劣，一时还真难判定。而实际结果是，太平军据守南京后不仅偏安一隅，难有大的发展作为，而且建立的“小天堂”长期成为一个无以摆脱的沉重包袱，最后遭致城破国亡的悲惨命运。
如果太平军挥师北上，以所向披靡之势迅速占领北京，不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冷眼旁观的西方观察家，还是后来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都持赞同与肯定观点。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后派出一支仅有两万多人的北伐队伍，便能横扫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等地，行程数千公里，曾一度逼进距北京三百余里的保定，使得咸丰帝惊慌失措，一面加强京城防备，一面作好弃守逃跑的准备。如果没有定都南京的延宕，不给清军以喘息机会，数十万太平大军全力以赴直捣京城，真可谓囊中取物也。
令人遗憾的是，太平军不仅未能乘势攻取北京，而在进军南京之时，又忽略了武昌的重要战略地位，竟将它主动放弃，全军顺江东下。如果太平军分出一部分兵力守城，并不影响攻略南京。只要守住武昌，就可拥有武昌至南京的千里地带，以享有米粮仓之称的江汉平原之粮食，不仅可以保障天京的后勤供给，还能在版图上割裂清朝统治的完整性：“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一招不慎，错失良机，给日后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与损失。
就在太平军东下占领南京之时，各路清军也分头逼来，建立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对南京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因此，建都南京后首要军事任务，就是解除清廷南北两大军事营垒的威胁，将其彻底荡平，收到一劳永逸之效。而实际情形是，天京长期遭受清廷江南、江北大营困扰，每当太平天国有所作为之时，它们就在大本营牵制捣乱。太平天国从1853年建都天京，到1864年覆亡为止，清廷这一强大的军事压力与威胁一直相伴始终。
成功来得太顺太快，洪秀全、杨秀清等一班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意识开始膨胀，以为“依揆情势，须俟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于是，在清廷不堪一击，胜利指日可待的欢歌声中，太平天国过于轻敌，仅只派出两万多人的北伐队伍，不足一万人的西征兵力，就想消灭尚有数十万之众的清军，从而夺取全国政权，简直乐观到了天真的地步，结果铸成一系列无法挽回的军事错误。
北伐失利，请求增援，洪秀全、杨秀清派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