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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一个裹着沉重头盔铠甲的羸弱病残之躯，竟误将盔甲视为万能之宝，以为可以抵挡刀箭枪炮的攻击，可以防止各种病菌的侵袭，可以战胜形形色色的敌人……殊不知，正是这身沉重的头盔与陈旧的铠甲，束缚了病体的痊愈，阻碍了前行的步伐。
以署理山西巡抚为标志，张之洞逐渐抛弃清流派的务虚空谈，过渡为地地道道的洋务派。但是，长达六年之久的清流生涯，已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处，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到关键时刻，其“清派”本色就会显露而出。比如在中法之战、中日甲午之战中，张之洞不顾敌富我贫、敌强我弱的事实，一意主战，因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发言”，也就显得格外突出，引导着相当大一部分官员、百姓的激昂情绪。而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对中国现实的日益了解，张之洞的思想，这才起了彻底性的转变。
戊戌政变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担心西人干涉，逼她归政于光绪，竟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地向西方八大强国宣战，同时谕令各省督抚派兵赴京勤王。此时的张之洞，不禁十分矛盾而痛苦，疲弱的中国与其中的任何一国开战都无获胜希望，更何况要与英、俄、日、德、俄等八国联军同时开战？此举无疑以卵击石。此时的张之洞，再也不敢顺风响应，高喊抗战了。而对有恩于己的慈禧太后，哪怕心有不满，或极不情愿，他也不便，或者说不敢违逆。比如戊戌政变时慈禧废帝立储，张之洞明知不妥，先是沉默以对，后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鼓动下，决定联合上疏抗争。可折子发出不久，张之洞就开始后悔了，赶紧派人追回奏章。
就理智而言，此次他应该抗旨不遵，而感情上又难以决断，他担心别人指责他对朝廷不忠，担心慈禧太后怪罪于己。但李鸿章最早发出的抗疏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鼓舞了他，同时极力揣摩慈禧心态，觉得她出此下策，只是出于一时激愤的“妇人之见”，等到局面难以收拾之时，肯定要作出反悔之举。思虑再三，张之洞一方面以“沿江沿海，会匪本多”，一旦兵力空虚，“各省必乱”为由按兵不动；一方面派兵保护教堂与洋人；又与刘坤一共同发起“东南互保”运动，说服东南督抚参与其中，并与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签订《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使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在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东南互保范围扩大到福建、浙江、山东、四川、河南、陕西、广东等十多个省份，使得清廷东南半壁江山免遭西方列强蹂躏。事后慈禧不仅未加指责，反而认为筹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能替朝廷着想，会办事，大加表彰，赏张之洞太子少保衔。及至张之洞死后，清廷在上谕中仍念念不忘他在“庚子之变”中的突出表现，说他“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
六年“清流”在张之洞身上留下的烙印实在是太深刻了，李鸿章甚至在给皇帝的一封奏折中也说他“为官数十年，犹不免书生之气”；而自儿时起就已融入他血肉之中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一生命的底色又无时无刻不在决定、影响着他的为人处事与言行举止。清流标榜清高讲求纯粹，见不得污点，容不得阴影，有过于理想主义的倾向。而现实世界总是贫穷与富裕、痛苦与幸福、黑暗与光明、污浊与纯洁相互并存。躲在书斋空言，可以将浪漫的情怀、理想的追求、天堂的纯洁，慷慨激昂地发挥到极致，而一旦进入现实社会，一切的一切，就会大打折扣，有时哪怕为了造福于民，也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变通手段，甚至不惜与邪恶为伍，与污浊同流，授人以柄，遭人诟病。
张之洞自任地方大吏之后，便在“清流”与“实用”两端，不断作着矛盾的撕扯与痛苦的煎熬。他曾袒露心迹地说道：“自官疆吏以来，已二十五年，唯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所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
他见不得官场的污浊，声明“权贵不足畏”，可又不得不效忠慈禧，曲意奉承，哪怕那些瞧不上眼的太监，有时也得巴结巴结；他坚毅勤勉、清正廉洁，同时又具有圆滑老辣、畏葸退缩的一面；他表白自己“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其实他争的东西可多了，比如对待李鸿章，几乎事事都要与他争锋相对，其实，他的勇于任事，敢为天下先也是一种“争”；督任两广时，为筹集款项，张之洞竟开“闱姓”之赌，从中抽取捐税百万两，用于修复黄浦船坞、建造巡河炮轮、订购布机等，但开赌无疑使得两广赌风愈甚，风气愈加败坏；他在《劝学篇》中将社会变革圈定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当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严峻的现实使他深深认识到，如果再不厉行变法，比维新派更为激进的革命党起，满清将面临皇位不保之危局，于是，张之洞又力促清廷实行君主立宪……
于是，关于张之洞的定论，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是反对洋务的清流派，更多的人则将他定位于后期洋务派领袖，所谓“洋务派殿军”是也；有人说他是顽固守旧之人，也有人说他是改革变法之新人；有人骂他是清政府忠实的“走狗”，更多的则说他是清王朝的掘墓人……其实，以上所言皆为事实，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位集新与旧、西与中、洋务与清流、改革与保守、开放与顽固等多重矛盾于一身的时代风云人物。他刚刚去世两天，《时报》便有一篇文章写道：“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也。”近年出版的《张之洞幕府》一书，更是相当精辟地概括道：“他的人格特征是政治上忠君，事业上趋新，文化和伦理上恋旧，趋新与恋旧的矛盾心态伴随他的一生。”
关于张之洞的评说，人们自可从不同角度，怀着不同感情，见仁见智。而他对中国历史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则是谁也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张之洞自1907年离鄂进京，武汉乃至湖北的近代化势头就开始下降了。封建人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存政兴、“人走茶凉”、人亡政息。然而，张之洞所开创的新政事业已在武汉扎下根来，虽缓慢却执著地从根本上改变这块古老、传统而板结的土地。湖北新政从经济、军事到教育的整体性改造，必然渗入上层建筑，导致湖北地区文化思想的逸轨；这种脱离传统惯性轨道的先进文化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广大社会，诱发社会各阶层的裂变；因分裂变化而出的绅士、商人、学生、官兵联合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力量，他们一致要求冲决封建专制的罗网。因此，辛亥革命的种子只有在武汉，才能找到最为适宜生存、发展的土壤。干柴遇上火苗，顿时熊熊燃烧，辛亥革命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武汉爆发了。烈火随即席卷、蔓延开来，一时间火光冲天，燃遍全国……湖北新军在这场推翻两千多年封建皇权的斗争中充当了直接掘墓人的角色，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新型的武装力量打响起义第一枪，然后以其强大的实力在张之洞的得意门生黄兴的率领下与北洋清军抗衡鏖战，革命火焰不仅难以点燃，即使燃烧，也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反动势力残酷扑灭。因此，只要提及武昌首义，提及辛亥革命的成功，人们总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地念叨张之洞几句，说他是“种瓜得豆”，事与愿违。从进入翰林院的那一天起，张之洞就开始进行着挽救清廷命运的努力，并将个人才干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比如编练新军，他的最初之意，在于抵御外侮，维护清朝统治，而实际效果则是加速清廷的覆亡。孙中山对此意味深长地说道：“以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武汉当时一首流行的道情曲更是风趣十足地唱道：“笑，笑，笑，笑那孤忠自矢的老香涛（张之洞字香涛），把满清的铁桶江山断送了。你为甚废绿营多把汉兵招？你为甚办铁厂多把洋枪造？你为甚停科举打破读书牢？你为甚兴学堂聘请洋人教？只弄得晨钟暮鼓连城动，美雨欧风匝地高，种下了革命根苗。”
湖北新军能够立下颠覆满清的不朽功勋，实与张之洞的“清流”人格密不可分。张之洞为官一方，从不培植党羽。他训练军队，也从未想过要将其练成一支属于私人的“张家军”，从而拥兵自重。他在山西即开始筹办练军，在广州建广胜军，在两江编自强军，在湖北练新军，全是人一离任，军权即行拱手交出，这也是他与近代其他军阀的本质区别，衬托出他的高风亮节。此外，他对新军中的革命思想也未加严格限制，于会党成员也未大肆搜捕镇压，只要你不闹腾得那么过分，他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那些“露出马脚”的革命党人，一般开除了事，并不严加深究。哪怕镇压威胁清廷统治的“自立军”，“挥泪”杀掉曾是他两湖书院学生的首领唐才常，也没有扩大范围，只是遏住势头，尽可能地做到“内部消化处理”。
张之洞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还有他阐述总结的“中体西用”说。这一治标不治本的学说之所以至今“阴魂”不散，自然有功于张之洞的极力鼓吹与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