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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逃到美国的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著作《德国人：一个双重历史的国家》中谈及二战时说：“……但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
德国人民应当负什么罪责。”“但是在
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类似地，日本人民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日本人民不是默许地，而是积极地拥护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对中国和对世界的侵略。而中国人却硬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并且是无罪的，这只能欺骗那些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
日本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磬竹难书。他们割占中国土地，勒索战争赔款，奴役中国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奸淫妇女，上至老妇，下至幼女，无一幸免；割去妇女的Ru房，用刺刀插入妇女的阴沪，挖出孕妇的胎儿；刑讯中国革命志士，枪毙无辜；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活体解剖……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对此，中国人却认为只是一小撮日本的统治阶级的罪责而已。这又怎能令人信服？日本从天皇到平民，从官兵到工农，从良女到军妓，从老人到小孩，从知识分子到文盲……无一不在支持着日本的侵略战争；在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
日本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武器和粮食送给日本军队，并且其自身也成了日本官兵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官兵又是屠杀中国人民的直接执行者，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无可推卸。
日本人具有浓厚的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在本世纪30年代与“
现代”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便恶性地膨胀起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断，产生了一种更加反动、更加野蛮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浸透了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使他们在被侵略民族面前是杀气腾腾的凶神恶煞和刽子手，而在日本天皇和各级军官上司面前却又是十足的奴仆和炮灰。他们神魂颠倒，兽性大发；他们充满了强烈的愚忠精神，视死如归，甘愿充当“肉弹”，在战场上宁死不屈；他们丧失了正常的理智，恶毒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孺；他们像疯子一样驾驶飞机去撞美国飞机和军舰。所有这些现象所体现出的好斗和凶残的精神，是日本和族的精神，是每个日本人都具有的精神。如果把这种精神说成仅仅是日本军队才有的，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日本人民无疑也具有这种精神。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所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很显然，武士道精神也存在于日本人民的灵魂中。而武士道精神正是好斗、凶恶和愚忠。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人民内心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
侵略别的国家，屠杀别的国家的人，强Jian别的国家的妇女，奴役别的国家的人民，抢劫别的国家的财产，烧毁别的国家的房屋，这是令人痛快的事，日本人何乐而不为？人性便是如此。日本人民并不例外。
不错，二战时日本确有和其他一些人反对那场侵略战争，同情中国；也有些日本士兵逃跑，甚至暗地里帮助中国抗日军队，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少数现象而已。偏偏中国人却爱扩大这些事情的意义，说：看哪！这说明日本人民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的！殊不知，日本正宣称和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并且正妄图称霸全球呢！
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心灵太脆弱了，太善良了，凡事都往善处想，不敢往恶处想。他们宁愿抹杀事实，自欺欺人，也不愿也不忍把恶人说成是恶人。他们喜欢把罪恶淡化，把善行扩大。所以他们一贯认为，好人好事——哪怕很少——便可代表全体，而恶人恶事——哪怕很多——却无资格代表全体。这种心理便使得他们把寥寥几个反对战争，同情中国的日本人说成是日本人民，而把千百万个鼓吹战争，蹂躏中国的日本人说成是少数。中国人这么做，无异于叫唤：一可代表一百，而九十九却是少数。（中国的这种作法虽然蛮不讲理，倒也是中国的国粹。1995年，深圳瑞进电子有限公司韩国女老板强迫一百二十多名中国工人集体下跪，当时只有一个叫孙天帅的人没有跪，其他人都跪下了，这是何等的让人痛恨；更可气的是，直至1996年，中国的宣传界还非常高兴，竟说，他没有下跪，表明中国人有不跪的传统。一个诗人还为此而热情洋溢地写了一首诗《中国人，不跪的人》，然后列举了文天祥、岳飞等例子。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不错，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人民产生了厌战心理。有人又据此得出结论，说日本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可要知道，此时日本人厌战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日本人民由于越来越不堪重负，而且由于日本节节败退，他们对前途感到悲观和恐惧，这才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心理。换句话说，是日本再也捞不到好处才使得日本人民厌战甚至反战。这是人之常情。这好比一个强盗，去抢人家的财产，和人家争斗了好久，最后打不过人家了，占不到便宜了，便产生了后悔心理。假如日本仍能捞到好处，日本人民是仍会拥护战争的。另一方面，由于具有法西斯武士道精神、民族优越感和好斗传统，日本人民又不甘心停止战争，更不愿意投降，相反，此时还想称霸全球，统治其他民族，所以在心理上和行动上仍在支持这场战争。长期的熏陶和心理积淀使日本人养就了贪婪、野蛮、凶残和好斗的思想，并且根深蒂固，不可能因眼前的挫折和失败而改变。正如强盗不可能一下子幡然醒悟，丢掉他的狼子野心。前文的美国心理学教授的话即形象地说明了日本人是难于投降的。日本人（包括日本统治者和日本人民）将抱着“一亿玉碎”的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是，在神一般的天皇的命令下，日本才投降了。否则，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日本和族从地球上消失了。日本人也确实勇敢，宁愿民族灭亡，也决不投降。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人虽然对战争产生了犹豫、怀疑、厌恶甚至反对的情绪，但更倾向于“主战”。而中国人在评论时却只看到了前一方面，没有看到后一方面。退一步讲，即使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民是完全反战的，但在这之前的漫长的时间里却是主战的。因而总的看来，日本人民是主战的。
中国人常说某某民族好斗；但这时若有人对他们说，这个民族的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是拥护战争的，那么，他们又会挣红脖子，突起眼睛，争辩说不是这样。因而中国人会说日本和族是个好斗的民族，但绝不会说日本人民是好斗的人民，更不会说得那么白，说日本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拥护战争的。其实，一个民族好斗的话，其人民拥护侵略战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假如这个民族的人民不拥护侵略战争的话，这个民族好斗也无从说起了。像日本和族这样好斗的民族，我们却要把它的人民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实在荒唐可笑。
日本人民是不友好的、不善良的、不爱好和平的，实际上他们是野蛮的、凶残的和拥护战争的，他们比当时的德国人还要百倍地狂热而顽固地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对此，又有谁能否定他们的战争罪责？但中国人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日本人由于从小生长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才拥护那场战争的，因而日本人民仍然无罪。这些中国人承认了——无意识地承认了——日本人民是拥护侵略的，比起那些顽固地认为日本人民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国人要进一步，实在难能可贵，但他们又把日本人民的罪责推卸给了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按他们的逻辑去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助人为乐的人也没功劳了？惩罚凶徒的人也没功劳了？抗敌入侵的人也没功劳了？因为他们高尚的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养成的。
我们必须清楚，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是由日本人自己造就的，并非天生的，没有日本人，哪里会有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因而归根结蒂，是日本人自己使自己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并拥护那场侵略战争的。所以说，日本人民是要负战争责任的。中国人实在有办法，妄图转移我们的注意方向，使我们只去追究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这种抽象东西的罪责，而将实在的人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是在中国用得极多的为日本人民推卸罪责的伎俩。这种伎俩像散发出的迷雾，遮住了事情的真相，长期以来一直迷惑了中国人。
当代日本有许多极右翼分子为东条英机等战犯翻案时叫嚷说，他们是由于“国家制度”才发动战争的。这种“国家制度”与中国人所谓的“环境”如出一辙。我感到异常的惊奇，同时更感到悲哀。我无法理解，中国是个受害者，却居然会有人与日本人，而且还是极右翼分子具有如此相同的想法。就算如中国一部分人和日本极右翼分子所说的那样，日本那些战犯是在一定的“环境”或一种“国家制度”下产生的，那更足以证明整个日本国家是有罪的，我们就只要向整个日本国问罪就是了。
我们要知道，人的思想（无论善与恶）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假如由于日本人的拥护战争的罪恶思想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就把其罪责归之于“环境”，那么，我们无疑也要勾销其他所有罪人的罪责：中国的秦桧、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日本的裕仁、东条英机、谷寿夫，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