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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也得换东亚局长。”于是不到一个月就更换了东亚局长。
由此可见，裕仁天皇对首相、各国务大臣以及内大臣的人选是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判断，选择和任免的。至于陆军和海军，它们的人事问题必须在各自内部酝酿，绝不允许外来干预。但也有例外，如阿部内阁的陆相，米内内阁的陆相，都是根据天皇的示意而确定的。1938年6月
，近卫内阁陆军大臣杉山元的辞职，便是因为天皇支持了近卫首相的要求强制这样做的。1940年9月，
天皇又积极提议要免去闲院宫的陆军参谋总长和伏见宫的海军军令部总长的职务，这两人便先后辞职了。
天皇在内政外交上也有主导作用。如，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后，广田被任命为首相。天皇在举行亲任式时，作了如下指示：第一，按宪法施政；第二，应以国际友好为基础，尤其外交上不要强加于人；第三，应在财政和内政方面，不宜作急遽改变。于是各大臣便把这些记下，并决心按他的方针施政。再如，1941年天皇
由于强烈意识到日美战争迫在眉睫，便在近卫首相辞职后，任命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组阁，并强调“加强陆海军的密切合作”。可以看出，天皇并不是不加判断地按臣子建议行事，而是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指挥着政府的。
裕仁心里是有数的，他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国家元首，而不是傀儡，所以他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威。在必要时，他会坚持自己的方针，而用不着听命于政府、统帅部及其他辅佐机关，甚至还要压制他们的意见。如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
陆军大臣川岛等人认为叛军虽然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但“其精神乃是出于为君国着想”，因而主张从轻发落。但天皇不同意，大骂叛军，主张镇压；后来见还不镇压，便愤愤地说：“朕将亲率近卫师团平定叛乱。”在他的强硬态度的*迫下，叛乱军官终于受到镇压。再如1938年，日军妄图进攻张高峰苏军，但天皇否决了统帅陆军部队的唯一最高辅佐机关的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一致决定的意见，指示不准进攻。后来当地军队欺骗参谋本部说苏军进攻日军，从而还是挑起了战争。但参谋本部因为牢牢记住了天皇决不准进攻的指示，便压制了当地军队，
且没再增援兵力，因而导致当地日军的失败。可以看出，天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盖印工具，只知盲目地同意臣下的意见，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判断力，具有很大权威的军队最高统帅。
纵上所述，可知天皇并不是什么傀儡。说他是傀儡，乃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二大错案。
虽然在历史上天皇曾确实是傀儡，但自明治天皇以后，天皇的权威便迅速上升了。1912年明治天皇辞世后，日本国民悲痛号啕，自杀者不计其数。有的甚至先捅死全家老少再自杀，甘愿三世为天皇殉葬。而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乃木希典陆军大将也自杀尽忠。从这里便可看出此时的天皇已是具有神秘力量的真正君主，而不是傀儡了。至裕仁天皇时，天皇的权威已到了顶峰了，虽然没有人为他殉葬（这也是他当时没死），但却有着更多的人为他尽忠。
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统治日本的现人神。1868年的明治政府发布文告说：“天皇是最高的神，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
“正一位的神虽然各地都有， 但都是天皇封的， 天皇比诸神都高贵。”明治维新时京都府的谕告说：“想一想吧！ 日本是 天皇的祖先 开创的
国家，日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天皇的。”九州镇府发布的谕书也说：“在日本这个国家里，有从天照大神起一直继承下来的天皇，这是日本自古以来一直不变的主人。”可见天皇在日本的地位有多高。天皇具有神权（这是其他国家的元首无法比及的），具有超过法律的绝对权威。日本人把天皇当做神来崇拜，对他无条件地服从，尤其在战场上把为天皇而战死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如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士兵便驾驶着零式飞机向美国飞机或军舰撞去。他们明知必死，也愿意这么做，因为他们是为天皇而死的。再如，日本俘虏在临刑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日本叛乱的人在临刑前也这么高呼。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军队不想投降，但又不愿违抗他的命令，于是许多官兵便成百成千地集体自杀了。日本人如此愚忠于天皇，有人却要把他说成是傀儡，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就是日本人自己也不会答应，他们无法容忍自己如此崇拜，如此忠于的天皇会是傀儡。
在日本，实行的是天皇专制主义。天皇即国家，天皇即法律，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不受政府、议会及其他任何约束。臣民对天皇的任何言行都不能批评，而要永远无条件地服从于天皇，尽忠于天皇。这些也是当时日本政界人士、军队和国民的信念。
可以看出，天皇比起他的同类希特勒、墨索里尼还要独裁，天皇在本国内的号召力和权威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各自的国家内还要大。当然，话得说回来，天皇的才能实际上是远比后二者小的。他不过是靠世袭而得到国家元首——天皇的位置，并且又靠了一种流传了两千余年的宗教——
神道教才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元首无法比及的号召力与权威。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平民出身，靠自己的才能才当上国家元首，并靠自身才能才获得了号召力与权威。
天皇裕仁既然是真正的大日本帝国元首，那么在侵华战争中，他有没有责任？现在连傻瓜也明白：有。而且还有最大责任。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11月5日，参谋总长从天皇那里得到参谋总长可以决定和命令有关关东军作战行动的部分权限的委任，便利用这一委任命令权，把进攻锦州的部队于11月28日退回辽河以南。但同年12月28日，关东军事先得到天皇和参谋本部的同意，再度发起了锦州战役。第二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如果参谋总长能制止关东军的擅自行动的话，那么天皇更能做到这点。但天皇并不想制止关东军，而在事后一再追认战争的继续扩大。不仅如此，1932年1月8日，即占领锦州五天后，天皇还向关东军发布敕语，表彰其“忠烈”。由于受到天皇的称赞，关东军和所有日军内好战的军官都得到极大鼓励。于是，战火一天天地扩大，从东北扩大到内蒙。很显然，天皇对这些战争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七·七”事变后，天皇很重视战争的情况，所以在11日晨，当参谋总长要觐见他时，他先接见了他，并提醒他注意苏联，而没有先接见总理大臣（虽然内大臣建议他这么做）。在这前后，天皇还召见了参谋总长两次，海军军令部总长一次。他经过慎重考虑，而后批准了参谋本部和政府关于向华北派遣大军的方案。当时，当地日军本来想要使事情得到局部解决，并且快要办成此事了，但包括天皇在内的中央却作出了大规模出兵的决定，于是战争升级了。但当时的中国人民抗日意志日益增强，于是参谋总长去谒见天皇，说出心中的担忧。天皇很不满意，说：“为什么参谋本部那样急不可待地要停止日华战争，以作对付苏联的准备，当真有苏联出兵的危险吗？”又说：“既然如此（指现在又要媾和），最初不跟中国发生冲突，不是更好吗？”于是拒绝了速和路线，而选择了战争路线。八年的侵华战争就这样进行下去了。
可见，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这一点在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很清楚的。如1944年6月24日，
在日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木户和近卫进行商量。木户认为：“在最终决定停战的情况下，为防止陆军、海军、官、民互相推卸战争责任，有必要使天皇陛下表明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他们后来还一致人为，在投降后，天皇将因承担责任而退位。投降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战后不久也对左近司政三说：“陛下承担战争责任最为合理。”连天皇自己也在1945年9月对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说：“我对因
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 负有全部责任。 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军人、政治家以日本名义做的事情，都负有直接责任。关于
我自己的命运，阁下无论怎样判决，都没问题。总之，我要负全部责任。”
可见，天皇裕仁才是二战时日本的战争元凶。二战时，反法西斯国家常将裕仁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两人并称为世界法西斯三大元凶，并发誓要把这三人送上断头台。日本投降后，中国、苏联、澳大利亚都坚持要把裕仁作为日本首要战犯处死。但后来裕仁于深夜密访麦克阿瑟，说只有天皇才能使日本稳定下来。美国为了更好地统治日本，便饶了裕仁一命，甚至还没有审判他，而把东条英机作为一个傀儡元凶当了替死鬼，送上绞刑架。其实东条也知道裕仁才是真正的战争元凶，但为了救天皇，便替他死了。东条有何“资格”当元凶，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两人相提并论？他当首相是在1941年到1944年间，时间不过三年，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了八年；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侵华战争打了十四年。他怎能承担得起所有这些责任？东条没有神威，也没有多大的权力，远远不能和天皇相比，很显然他的战争责任要远比天皇小，元凶不可能会是他，只能是天皇。他不过是个鬼卒而已，而天皇才是阎罗。1944年，在日本局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下台。辞职前，他想面见天皇，恳求留任，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