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朝廷并因此大量增设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二是作为君权具有绝对权威的显示，进士及第最后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及第者不得对主考官自称门生；三是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太祖、太宗时，还有不经科举直接从下层官吏提拔官员的情况，但已经不像唐代那样突出，至真宗以后，这种情况就难以找见了。唐初实行科举，李世民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王定保《唐摭言》）其实帝王的这一种梦想，要到宋代才真正实现。
凡此种种，如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从理论上说，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由科举逐步攀升，成为高官（实际上当然还会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限制），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当宽松。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这倒不是虚言，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
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即使不受贿赂不刮地皮，也吃用无忧，就连堪称清廉自觉的王禹偁，也承认“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备”（《对雪》），更不必说天天吃鸡舌汤的吕蒙正和夜夜拥妓豪饮的宋祁。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
但从另一面来看，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进士、凭门第、走干谒、递行卷以求仕进，也可以隐山林、游江湖、人释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选择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却狭窄得多，几乎只有经科举考试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束缚。宋代君主很有一套笼络与挟制知识阶层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赵匡胤和赵匡义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以兵变得天下，却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强化君权的目的。所以，看起来宋代君主一再强调“文治”，鼓励文人仕进，设立许多职位以安置他们，骨子里对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宋初时宰相赵普收到钱俶十瓶沙金的贿赂，正巧被宋太祖撞见了，吓得惶恐谢罪，宋太祖只是一笑，让他无妨收下，并扔下一句话：“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宋史·赵普传》）这其实是由轻蔑而来的宽容。他们至多不过是把文人看作是装配有效的国家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唐代那种自由议论、各抒己见、展示才情的考试方法固然难以确立取士的规范与标准，但宋代这种考试方法，则更有碍于思想的自由。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思想的束缚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的努力。正因为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也就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统的延续，关键在一个“内转”，也就是说，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教仪节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他们重新建立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外在方面说，是将宇宙的起源、结构及其天然合理性与道德秩序、伦理纲常、社会结构对应起来形成一个解释体系（像《太极图》的解说、《易》的阐释、《历》的编纂都属于这一类）；从内在方面说，是将“天理”与人心互相对应，凸显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从而为儒家道德伦常找到宇宙论与心性论的依据，把外在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谐调和修养，这样就完成了儒学的“内转”。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未成为官方学说，有时甚至因为特殊的原因受到政府的抑制，但它的强大的势头，清楚地表现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趋向，并造成广泛的影响。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宋代历史的另外一些特点，也从客观上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自觉依附。由于从庆历年间以来内忧外患加剧的缘故，宋代有责任感的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吁变革。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苏轼、司马光，无论他们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经济上主张什么措施，实际上都是在试图振兴国运，他们希望以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新设计，以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来影响当权者，激励老百姓。而每当外患严重、民族存亡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对政治、对道德节操的关注放在最高地位。
总括以上所述，来归纳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大体可以说：他们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
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
作为宋代社会中坚力量的文人士大夫的那种思想性格上的特点，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究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并不打算轻率地提出肯定或否定，在这里也不加讨论。但如果单从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来说，它的不利方面无疑要大于有利方面。活跃的情感、直接来之于生活的亲切感受、富有个性的自由创造，乃是文学作品生命力的根源。文学正是凭借着这一种生命力，与社会已形成的规制相抗衡，引发人们对美好人生的向往。而宋代文学相当普遍地显示出收敛的趋向，个性不那么突出，情感不那么直率热烈，气势也很少见恣肆纵放。明代祝允明说“诗死于宋”（《祝子罪知录》），自然是偏激之论，不必作为客观的诗歌评论来引用，但他所看到的，正是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道德，当然是文学中重要的主题。
问题是这一主题的表现，究竟出于个人对社会本身的真切感受与真切认识，还是出于社会上占主导地位、代表政权意向的理性观念，两者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宋代文学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继承“诗以讽谏”、“文以明道”的观念，把文学当作政治与教化的工具。于是就有了“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的感慨和“敦谕词臣，兴复古道”（范仲淹《奏上时务书》）的呼吁，而朝廷也鼓励文人“务明先圣之道”、“矫文章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108）。因此宋代文学尤其是被视为正宗形式的诗文中常常充满了沉甸甸的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不能说这些作品都没有真诚的情感，但确实有不少模式化的悲天悯人、堂皇冠冕的表述，让人感觉到虚伪成分的存在。而且，由于过多地表述规范化的政治观与道德观，这一类诗文既缺乏对社会陈规的冲击力，也显得沉闷和不堪重负。
在辽、西夏、金、蒙古轮番向宋王朝发起进攻、多次对宋王朝的存在带来绝大危险的时刻，产生了大量的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的作品，这也是宋文学的一个特点。
应该说，这一类作品与前一类作品不尽相同。因为，在这一类作品中，作为政治姿态的成分要少些，真实的忧患与激｜情要多些。但即使如此，同类作品之间仍有区别。像辛弃疾词所表现的人生欲望与情感，就要比陆游的诗复杂得多。
总的来看，宋代文学创作还是相当繁盛的，在许多方面也确有新的发展；而且，由于宋代文人所处的相对宽松和富裕的生活环境，给了他们创作的闲暇，使他们的作品常有前人所无的精致和细腻。对这些成就应给予充分的评价。但我们在前面所说到的那些现象，却对宋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倘若把唐、宋、元三代文学联系为一个流程来看，不能不说宋代的文人文学是处于衰退的状态。
说起宋代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宋词。不过，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实际还是诗歌。这一点从宋代论诗的著作大盛上也能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