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多用典故，但喻示切实，包涵丰富的内容，并无堆垛之病；语言典丽，组织细密，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技巧。除此以外，他们的咏史诗和交游赠别之作中，也有写得比较有意思的。
但李商隐的诗实在很难学。它的表面特征很强烈，只要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就能把握，而李商隐那种深刻的思想、炽烈的情感、痛苦的经历蕴涵于语言所形成的诗歌的张力，却非常人所能摹仿。《西昆酬唱集》中固然有些佳作，但这些佳作也难以同李商隐的诗相提并论；更何况，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写诗而写诗，如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所说：
“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因此，他们诗歌的弊病也就很明显。譬如说，李商隐用典，主要是借典故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而不是作为指示符号，即不是用“故事”替代某一事物，以甲换乙，显示有学识有材料。西昆诗人却容易犯这种毛病，像杨亿、刘筠、钱惟演的《泪》诗，就只是把古来有关悲哀的故事集中在一起，好像是一堆谜语。又如他们学李商隐诗的绚丽色彩与绮瑰意象，但并非如李商隐那样是出于表现内在情感的必须，而往往只是停留在外在物象上。如杨亿写《夜宴》，便是用些“绮宴”、“芳罍”、“飞舄”、“珠喉”、“薄云”、“流雪”之类的辞藻，除了显示富贵的生活氛围和高雅的文化素养，再无其他意味，感情是很贫乏的。
在下一阶段，西昆体遭主张诗文变革的人们的集中攻击，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则西昆体确有很大的弊病，而这种诗体出于朝廷馆阁诗人之手，在社会中的影响又特别大，所以主张变革文风的人首先要对付它。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西昆体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这和宋代社会的特点不相容；西昆体有明显的娱乐倾向，这和道统文学观的日渐强化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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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宋初期的词
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化不大。到了北宋初期，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据说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词撰一词”（《续湘山野录》）。不过词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间一觞一咏之际的娱乐性创作，而不是正面向社会表现自己人格、情操、抱负的文学形式，艺术上也没有什么突破。
北宋初的词作者大都是诗人，如王禹偁、潘阆、寇准、钱惟演、林逋等都写有词作。也许，他们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诗歌上，所以留下的词作数量较少。而词的风格，往往和各人的诗歌风格有些近似。如钱惟演的词，也像西昆体诗一样辞采华丽，注重于外表的雕饰，如《玉楼春》以“锦箨参差朱槛曲，露濯文犀和粉绿。未容浓翠伴桃红，已许纤枝留凤宿”写新竹，真是金碧辉煌，却实在毫无意趣。而寇准的《踏莎行》：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濛濛，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结构很精致，视线从春天的远景拉回到画堂的中景，再拉到妆台的近景，然后又从倚楼人的极目长眺拓开去，构成一个回环往复的变化，写出女子相思中的惆怅苦闷。
在这批作者中，王禹偁可以说是胸襟比较开阔的一个，他的《点绛唇》虽说篇幅小，境界却颇为远大，是北宋初期词中的佳作：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写登高临远，视界广大，以此衬托出末句所要表达的人生感慨。而林逋的小词《相思令》，则是语言朴素，多少保存了民间曲子的生活气息：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这一时期，宋词的创作尚未进入兴盛阶段。但有一点仍可以注意到，即晚唐五代词中那种对男女之情的热烈大胆、有时很直露的表现，在北宋初期词中已经看不到了，这终究还是反映了时代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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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北宋初期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北宋作为一个新兴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王朝，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建设便显得必不可少。这种需要反映于文学，首先在最具有实用性的散文领域表现出来，因此在北宋初就出现古文运动的复兴。只不过，这里也存在两种略有分歧的派别。一派以柳开、穆修为代表，是纯粹把复兴古文作为复兴儒道的手段，而另一派以王禹偁为代表，虽强调“道”的至高地位，但对于“文”仍有相当的重视。
柳开（947—1000），原名肩愈，字绍元，意思是继承韩愈、柳宗元；后改名开，字仲涂。他自己解释改名、字的用意是：“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补亡先生传》）他是以维持道统不堕的一代新教主自居。穆修（979—1032）字伯长，他比柳开小三十多岁，但思想与柳开很相似，也是以继承韩柳的文道合一的古文传统为己任。
柳开、穆修都曾尖锐批判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骈文。柳开说，这些文章“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上王学士第三书》），穆修说，“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答乔适书》）。
这种批评即使也有一点积极意义，但他们所要引导的方向，却是另一个更严重地束缚文学生机的极端。他们的主张大体是崇道与尊韩。“崇道”的旗号说来是历史很悠久的了，但具有文学爱好的人，总是要把这一理论原则的内涵多少加以扩充，以便为文学的审美性质与抒情性质留下余地，自刘勰至韩愈等都是如此。而柳开、穆修的“崇道”，则完全限制在宣扬封建政治与道德准则的范围，甚至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写的议论说理之文，只是些枯燥的说教。“尊韩”当然是和“崇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又把韩愈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完全忽略了，而把他作为道学家的一面加以强调，如穆修说：“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叶古人之风，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唐柳先生集后序》）其实这和韩、柳的情况都是不尽相符的。在文章风格方面，由于他们没有韩柳那样的才气和个性，只是很机械地反骈文而行，人为地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僻，因而很难吸引人。所以，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并不受欢迎。柳开叹息说，他本以为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穆修也说自己的古文被人视为“语怪”，被人“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指以为惑”（《答乔适书》）。
王禹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有一个叫张扶的秀才携文三十篇向他请教，他读后感觉“茫然难得其句，昧然难见其义”，于是在《答张扶书》和《再答张扶书》中谈了一通自己对文章的看法。他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提出：“夫文，传道而明心也。”“传道”与“明心”并论，实际上就是不把道当作纯粹是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他们所主张的广泛。同时，他又提出，文既然是传道义明心迹的，就不应该“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而应该“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
在散文写作方面，王禹偁也作了有益的尝试。骈偶之文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爱好，有其内在的原因，所以机械地反对骈文，在写作上一切与之背道而驰，实际上不会有什么效果。
因此，他的散文，便有意吸收了骈文整齐而容易上口、具有声韵之美的优点，形成既自由流畅又有一定音乐节奏的新风格，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如此描绘：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这一节文字亦骈亦散，音节和谐又有变化，具有流畅跌宕的风致。在说理性的文字中，由于王禹偁提倡的是“传道而明心”，不只是以“道”即固有的儒学教条来教训人，而是在阐述“道”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好恶喜怒，所以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如《待漏院记》为了说明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道德修养这一政治见解，把两种宰相在漏院等候上朝时完全不同的心思，用前后对应的排比句式加以描述，写出“贤相”与“奸相”的形象，虽说难免简单化，但确实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念（道）和个人爱憎（心），所以尚能使人多少受到感染。而无论说理文还是记叙文，王禹偁通常避免生僻晦涩的词句，文笔显得清丽流畅，这一特点在前面所引的一节文字中可以看出，再举《录海》的一节为例：
垣篱庐舍，具体而微，亦小有耕垦处。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网钓鱼鳖者，有妇人采撷药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
文章是借传闻描绘理想的社会模式，笔调颇类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正如叶适《习学记言》所说，王禹偁的散文有“简雅古淡”之长。
关于柳开、穆修及王禹偁对后来散文的影响，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从实际创作来说，后来的散文主要是沿着王禹偁的方向发展的；他的文章中既重视表现理念又具有抒情性的特点，和化骈入散、清晓流畅而又具有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