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等等，虽有时失于粗糙，但也使词更自然流畅。总的说来，柳永词的语言不以典丽为长，大都写得比较直率明白，很少掩饰假借之处，与其他词人不一样。
北宋中期文人写词的情况很普遍。除了以上介绍的词人和后面将在专章中介绍的苏轼外，像范仲淹、王安石虽作品较少，不是重要的词家，却各有一些优秀的词作。范仲淹的《渔家傲》作于他镇守延州与西夏对抗时，意境阔大，情调悲凉，堪称豪放词的先声；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在对六朝旧事的咏叹中寄托了对现实政治的忧患，文笔清丽而劲健，蕴意深沉，两者都是传诵的名篇。限于篇幅，不一一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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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苏轼
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因为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也不仅因为苏轼比其他作家具有更雄大的才力、高超的技巧，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轼的创作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
在北宋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预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内心苦闷。
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
一、苏轼的生平与个性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仁宗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岁时，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考取进士，嘉祐六年应直言极谏策问，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也迅即卷入了这一浪潮。在嘉祐六年的对策中，他就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议论，其后又在《思治论》中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但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政治改革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明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
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实际上已经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败。而反对与赞成新法之争，此后更多地与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联系起来。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后苏轼虽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精神上却因这一场卑鄙的文字狱受到沉重打击。在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大变动，原来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入朝任要职，新法被逐一废除。苏轼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苏轼对新法的某些部分原本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而他的为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因而又与当权者发生分歧，并愈演愈烈，发展成政治、学术乃至意气、党派的尖锐矛盾。他处于被人“忿疾”、“猜疑”的处境，遭到包括“旧党”在内的人士与洛中理学家的攻击，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
此后，他在不断受到攻击与诬陷的情况下，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哲宗于高太后去世后亲政，为了表明自己的主见与权威，又把时局倒转过来，宣布继承神宗的一套，起用自称维护新法的官僚，打击“旧党”。于是苏轼又被列入惩处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海南岛。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旧党，他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他于此一病不起。有诗文集《东坡七集》，词集《东坡乐府》。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奇怪的角色。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蔚的东西。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支》）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毫无疑问，苏轼上述心理中实际蕴藏着比一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沉的悲哀，包涵着自我麻醉、苦中作乐的成分，这种心理使他的文学创作削弱了激｜情的强度，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产物，而且毕竟表现出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处理个人不幸遭遇的宏达情怀。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二、苏轼的散文创作
在论及苏轼的散文创作时，首先要注意到他的文学思想与北宋文学变革运动中其他人有显著不同的地方（这不仅与散文有关）。当然，在表面的基本原则上，苏轼与欧阳修是一致的；他在为欧阳修《居士集》所写的序中，赞扬欧阳氏“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又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批评五代“文教衰落，风俗靡靡”，都是强调“明道”和“致用”这两条。但实际上，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他指出写作如古人所言，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这虽然不是很新鲜的见解，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的个人性；倘若考虑到如前所述苏轼的思想出入于儒、道、禅，而非“纯儒”，这种对文学的个人性的认识就更有其突破儒道狭隘范围的意义了。同时，苏轼对文学的艺术性是相当重视的。一般古文家常引用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一句，反对在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苏轼则说：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答谢民师书》）
这里公然对孔子加以曲解。孔子所谓“辞达”，原只是指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事实与思想，而苏轼却把“系风捕影”般的“求物之妙”这种以个人内在感受为基础的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辞达”的要求。这些地方，他比也具有艺术爱好的欧阳修走得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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