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百尺修木尾，对面南山翠相倚。凭栏谈笑青云里，秋标摩空日色死。海风萧萧东万里，吹襟洗鬓清如水。下视黄埃浊波起，车马纷纭只蝼蚁。
这是一首短篇的古体诗，景象开阔，想象奇异，韵脚和声调又很特别，读起来给人以奇矫的感觉。诗的中心，是从登高望远引出浮世虚幻的哲理，表现一种超越的追求。但是作者缺乏苏轼那种独特的人生感受和妙趣横生的才思，所以诗中的哲理议论显得陈旧而且有些勉强。另如《睡起》后半部分“物不求余随处足，事如能省即心清。山林朝市皆相似，何必崎岖隐钓耕”云云，也是苏轼式的随缘自适的人生观，但说得太抽象太普通。倒是有一首小诗《禾熟》，不着议论，却颇含深意，又饶有情趣：
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
张耒则较多地追溯到白居易、张籍，以平易朴素的语言写了不少反映民间疾苦、针砭社会现实的诗篇，如《劳歌》、《八盗》、《田家》、《和晁应之悯农》等。他曾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东山词序》）这话好像有些道理，但某种程度上却与他写诗的粗率有关。张耒的那些政治诗，也主要是表达他的政治观念而非深切的人生感受，所以他很少把这一类诗写得富有形象特征和富有感染力。比较有意思的是一首《有感》：
群儿鞭笞学官府，翁怜痴儿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复呵，贤于群儿能几何？儿曹相鞭以为戏，翁怒鞭人血满地。等为戏剧谁后先？我笑谓翁儿更贤。
从群儿相鞭为戏引伸到官吏把鞭人出血视为儿戏，角度新颖，讽刺也算得上辛辣。但进一步说，“群儿鞭笞学官府”这一为作者注意到的生活现象，其实本身可以透视出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只是由于作者急于转到传统的政治批评主题上，而把这一现象仅仅作为儿童的天真游戏看待了。所以说，即使在这首写得较有特色的诗中，仍然可以看出观念化的写作态度对诗歌的破坏。
在苏门诗人中，黄庭坚的情况与上述诸人不同。他虽说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却又与苏轼并称“苏黄”，成为宋诗史上一位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大家。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的父亲黄庶是一位学习杜甫诗风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也擅长写诗，他的第一个妻子的父亲孙觉和第二个妻子的父亲谢师厚也都是诗人，这种环境造就他很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素养。他于英宗治平年间中进士，做过一些地方小官和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他的诗受到苏轼的赏识，政治观点也与苏轼相近，仕途生涯因而与新旧党之争纠结在一起。哲宗初年高太后执政废新法时，他被召入京，曾参与修史及贡举方面的工作；哲宗亲政驱逐旧党时，他也被贬斥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哲宗去世后他曾一度起复，但很快又被贬到远在今广西境内的宜州，后来死在那里。有《山谷集》。
黄庭坚与苏轼彼此推重，相知甚深，但在文学观方面，他却不赞同苏轼那种相对纵恣的表现，而常常宣扬“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他曾自述文学创作的历程并教导外甥洪驹父：
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答洪驹父书》）
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他又专门谈到：“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
他还批评因诗中“发为讪谤侵陵”，而导致“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的人，认为这是“失诗之旨”的。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些迂腐陈旧的谈论，实际上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心苦楚。北宋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早在熙宁年间，苏轼就因有在诗文中讥讽朝廷的嫌疑被捕受审，险些丧命，而黄庭坚也牵连在内，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有名的文字狱。到了绍圣年间，黄庭坚在新旧党之争中再度以所谓修《神宗实录》多诬的罪名被贬，所以他不能不在文字方面谨慎小心。前列《答洪驹父书》专门提出以“绍圣”为界，就是关连到政治背景的。而且即便如此，黄庭坚晚年还是因一篇《承天院塔记》被人告发涉嫌诽谤，而流放宜州。所以说，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黄庭坚来说，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
这种态度使得黄庭坚诗较少涉及社会政治问题，也较少就个人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发出直接的抗争，在抒发内心痛苦的时候，他常常只是就自身来写，而不涉及对立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的愤慨不平被完全消解了，它还是以各种间接的、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黄庭坚的《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有“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二句，他自己的诗歌，也往往透过那种奇峭的风格，来表现情绪的跃动。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谓黄诗“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也清楚地看到他的诗歌语言形式与抒情需要的关系。
当然，黄庭坚的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人抒情的需要，也有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作出新的创造的考虑。宋诗到黄庭坚时，已有许多新的发展。但在前辈和同代的著名诗人中，像梅尧臣、欧阳修的或是平淡流贯或是极端散文化的风格，实际上黄庭坚是不喜欢的；苏轼的诗以才气为胜、不主一格，又非一般人所能模仿。而且以前各家，没有人在诗歌的形式和语言技巧方面提出一套可供效行的方法。黄庭坚一直苦心研诗，对杜甫尤为推崇。通过汲取杜诗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长处，并在自己的立场上总结前人的得失，逐渐形成了他的诗歌风格。而且，他还提出了一整套的“诗法”，使得许多诗人翕然相从。
首先，黄庭坚主张以丰富的书本知识作为写诗的基础，他认为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又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论作诗文》），并认为王观复的诗“未能从容”的主要原因是“读书未破万卷”（《跋书柳子厚诗》）。多读书的目的，是积累古人的“佳句善字”，以备检用。对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论。
这大致有两方面的涵意：一是指借用前人诗文中的词语、典故，加以陶冶点化，化陈为新，使之在自己的诗中起到精妙的修辞作用；二是指师承前人的构思与意境，使之焕然一新，成为自己的构思与意境。
对于上述理论的理解，必须和黄庭坚所强调的在语言上去陈反俗的理论结合起来看。就是说，他虽然重视运用书本材料，却强烈反对袭用前人的陈辞滥调。所以，过去诗歌中习见的语汇、意象，在黄庭坚诗里反而是少见的。他用典，喜欢从一些冷僻的书籍中引用；如果是人们熟悉的，他则尽量用得出人意料。譬如《弈棋呈任公渐》中“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二句，前句是用《南史》所载湘东王萧绎盲一目而对此尤为忌讳的故事，说棋盘上有一块棋仅一眼，死而心甘；后句转折，用《史记》中刘邦、项羽以鸿沟为界相持不下的故事，说虽死了一块棋，大局尚未定胜负，犹可支撑争战，都用得很新颖妥切。再有《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二句，把出于李延年《李夫人歌》的“倾国倾城”这样无人不晓的成语，用得极有新鲜感。
黄庭坚的上述主张和实践，进一步推进了宋诗偏重知性、“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它带来一些明显的弊病，如多用典故和古语，多用奇字，容易使诗意晦涩；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弄得不好，也很可能对前人的模拟乃至剽窃。但它也有一些长处，不仅运用典故、古语可以扩大语言的涵量，而且，包括典故、古语和一般辞汇在内的力避陈俗、翻奇出新的运用方法，也造成了阅读上的新奇感和兴奋感。总之，要看如何恰当地处理。
以上所涉及的，主要是语汇或语言材料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黄庭坚对诗的句法和结构，也有很深的讲究。在句法方面，黄庭坚喜欢多用拗句，这是从杜甫那里学来的，但杜甫还只是偶一为之，黄庭坚则用得很普遍，形成他的特色。
所谓“拗句”，主要在格律诗体中把一句或一联的平仄加以改变，与此同时，也把诗句的语序组织加以改变，使音节和文气不顺畅，这样就有意造成一种不平衡不和谐的效果，犹如书法中生硬屈折的线条，给人的奇峭倔强的感觉。如“故人相见自青眼，新贵即今多黑头”（《次韵盖郎中率郭郎中休官》），“自”字应平而仄，“多”字应仄而平；“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皆少年”（《次韵裴仲谋同年》），“百”字应平而仄，“皆”字应仄而平，这一类句式在黄诗中经常出现。
《苕溪渔隐丛话》引《禁脔》云：“鲁直换字对句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还有像“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平仄虽然合规矩，但“一——三——三”的音步节奏也是很奇兀的。而在全诗的结构上，黄庭坚也多有奇变，有时跳跃，有时反折，很少一路连绵衔接而成的。以往宋诗多有平易流畅、意脉连贯的特点，而黄庭坚有意走一条与之相背的道路。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黄庭坚的诗以讲究法度、刻意求深求异的写作方法，和生新瘦硬的风格为主要特点，给宋诗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下面是他的《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