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词由于很大程度上为散曲所替代，确实不够兴盛，但仍然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散文方面，一开始就有着很值得重视的现象。首先，宋代理学家轻视乃至废弃文艺的观点，在元代失去了有力的势头。戴表元批评南宋时“理学兴而文艺绝”（袁桷《戴先生墓志铭》），并对之表示强烈不满，实是代表了相当普遍的态度。而一般追随唐宋古文的人，大多主张文与道并重。比这更进一步，北方的一些儒者、文士，更以“复古”为旗号，欲在唐宋“古文”的规制之外，追求文章（以及文章所体现的儒学精神）的原始活力。如卢挚的《文章宗旨》，对唐宋各古文名家均有微辞；郝经对文章强调“皆自我作”，认为文章之法“当立诸己，不当尼（泥）诸人”（《答友人论文法书》）；元明善主张文章当“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元史》本传），都有这样的意义。虽然，由于元代散文偏于经世致用，也没有找到明代散文所具的张扬灵性的新支撑点，成就不能说是很高。但它已经隐隐显示着向后者演变的轨迹。明代文章复古的观念，实际是始于元代的。
至于诗歌，作为文人文学中居于“正宗”地位的最重要的形式，则强有力地反映着元代社会经济形态和知识阶层人生观念的若干重要变化，以及与此相应的审美趣味的变化。从元代前期开始，崇尚唐代乃至汉魏六朝的风气在诗坛上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作为对宋诗的反动，这首先起到了把诗歌从重理智而轻感情的道路上拉回来的作用；到了元代末期，以商业经济发达的东南城市为主要基地，以杨维桢、高启等为主要代表，诗歌中更出现与市民文艺相融合、反映商人生活、突出个人价值与个人情感、在美学上打破古典趣味等种种新的现象，这实际是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方向靠拢的动向，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
本章将主要介绍元代诗歌，兼及散文和词。所以各个时期的划分，也主要从诗歌着眼。元诗作家作品的数量，尚未有明确的统计。在顾嗣立所编《元诗选》和席世臣、顾果庭续编的《元诗选·癸集》中收录二千六百多人。顾嗣立把元诗分为三个阶段，比较合理也比较清楚，我们即以此为分期的基础。大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元诗的前期主要是指从蒙古王朝入主中原直到南北统一稍后（十三世纪末）的一段时期，中期是指从十四世纪开始到三十年代末、元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后期指至正年间，即元王朝的最后二十多年。这和杂剧、散曲的习惯分期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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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元代前期
诗文元代前期诗文是由北方作家和南方作家两个群体的不同创作构成的。从诗来说，大体北方作家的风格雄犷而豪健，体现出异民族文化素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所产生的新的活力，但艺术上较为粗糙；南方作家的风格偏于清婉秀雅，情调较低沉，艺术上更为讲究。后来赵孟入仕于元，在某种意义上犹如庾信、王褒进入北朝，使得元诗在艺术上得到提高。故顾嗣立《元诗选》说：“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而诗学又一变。”
元代前期诗歌的显著特点，是同宋诗传统的分离和风格的多样化。在这个世变急遽、血火遍布的年代，诗人们情感激荡，在宋代形成的偏重知性审美意趣的诗风显然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因此，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成为普遍的意见。如郝经《与撖彦举论诗书》云：“诗之所以为诗，所以歌咏性情者，只见三百篇尔，……盖后世辞胜，尽有作为之工，而无复性情。”这里面虽有崇尚“高古”的偏见，却也有强烈地标举“性情”的意义。宋荦为《元诗选》所作《序》云：“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诗多清扬，近太白。”所谓近少陵、近太白之比拟固嫌粗略，但指出宋诗“沉僿”、元诗“清扬”的区别，确是看到了在情感表现上前者多有抑制而后者较为舒张的事实。虽然，从语言的精深来说，从诗人的独创性来说，这一时期的诗歌仍有许多缺陷，但它毕竟从宋诗的势力中解脱出来，在广泛取法前人的基础上，形成较为多样化的面貌。
这一时期的散文也正如前面所说，同样发生了与宋代散文传统相脱离的趋向，虽然其效果不太显著。以戴表元为例，可以明显看到文章中说理成分的减少和抒情性的增强。
元代前期诗文的题材相当丰富。在民族间激烈冲突、战争以野蛮而惨厉的情形出现于中国大地的数十年中，很多诗人从各自不同的地位、立场上反映了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另一方面，在历史的大动荡中，积极与蒙古贵族合作的“识时务者”和以身殉节的忠烈之士毕竟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眼见故国沦亡而无力抗争。他们或以遗民自居，或不得不向新主臣服，但在精神上都镌上了深巨的创伤。这一时期的诗文也录下了知识阶层心灵的惨痛。
任何一次历史的大动荡，都无例外地引起知识阶层的深刻反思。在元代前期的诗文中，我们同样看到人生的幻灭感，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乃至尖锐的批判，以及对新的人生取向的寻求。
元代前期出身于北方的诗人主要有耶律楚材、郝经、刘因等。其中，耶律楚材（1190—1244）生活年代最早。他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人，辽皇族的子孙，被成吉思汗召用，太宗时官至中书令，成为元初的名相。有《湛然居士集》。他的诗写得不够研炼，但不少作品境界开阔，情调苍凉，很有特色。如《阴山》：
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畎亩，藤萝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
郝经（1223—1275）字伯常，陵川（今山西晋城）人。家世业儒，其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之师。元世祖忽必烈为皇弟时，在藩府中召见郝经，对他所陈述的治国方略极其赏识，即位后，授予翰林侍读学士之职，并派遣他为国信使，与南宋谈判。入宋后遭拘禁达十数年，始终不屈身辱命，宋崩溃之际始归朝，不久卒。有《陵川集》。
郝经反对传统的“华夷之辨”，力图在蒙古王朝征伐四方的盛大事业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他的《内游》、《养说》二篇发挥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论点，强调主体精神的自我涵养，提出“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大之所以为大，皆养之使然也”（《养说》）。进而对于文章写作，他也强调“皆自我作”，“不必求人之法以为法”、认为“三国六朝无名家，以先秦二汉为法而不敢自为也；五季及今无名家，以唐宋为法而不敢自为也”（《答友人论文法书》）。这里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和创新意识。
郝经的诗作受韩愈和李贺的影响较大。他的《长歌哀李长吉》对李贺极表推崇，感叹“我生不幸不同时”。他的《怀来醉歌》中“腊香一喷红染唇”，《古菱花镜词》中“化为片铜藏死魄”，《湖水来》中“昆明老火飞狂灰”之类，用语遣词显然受李贺的熏染。但郝经的诗缺乏李贺那种内向体验的深度，而更多外向扩张的力量，如他以“喷叱一气转，大呼天地窄”、“云飞月缩艳，日落天失色”写《北风）一题，不但写出风的狂野，也表现了自身的审美趣味。他的一些古体诗，对南北分裂的历史和现实纵横议论，而推崇北人的勇武，也有类似特点。如《白沟行》：“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汉儿不复见中原，当日祸基元在此。”指出宋王朝的衰败，实始于宋太祖放弃燕云十六州的懦弱政策。又如长诗《沙陀行》，由赞美驰骋漠北的沙陀马，转而歌颂北人作战的勇猛：“人人据鞍皆王良，直入饮血啮头颅。查牙生人润枯肠，所向空阔都无敌。”体现出作者崇拜武力的狂热，充满肃杀之气。另如《居庸行》、《化城行》、《入燕行》等，咏叹宋、金的兴亡，以及战争带来的生民涂炭的结果，寄寓了深沉的历史感。
郝经羁留南方时所写《秋思》等诗，则有更多的抒情意味。诗中所表现的对元朝的忠诚，与其说是源于某种道德信念，毋宁说更是以他对宋、元双方实力的判断和对个人所选择的从政道路的自信为基础的。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初仕于元，后辟官还家，表示不愿与蒙古统治者合作。有《静修集》。刘因是北方著名的理学家，但他个性豪迈，没有南方儒者中常见的局促拘谨之态。他的诗也大都写得高昂自信，常带有议论成分。如《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归宁女，荷锸纷纷上冢人。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番新。
在生与死的循环交替中，诗人所注意的不是死的可哀，而是生的可喜。另外，刘因的词也很著名，风格接近苏、辛，于朴素中洋溢豪放之气。如《玉漏迟·泛舟东溪》的结末云：
“天设四时佳兴，要留待、幽人清赏。花又放，满意一篙春浪。”
在前期的北方文人中，姚燧以散文见称。所作以碑铭诏诰等应用文为多，文学性不强。但其风格，《元史》本传称“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与宋代散文的平易流畅不同。《元史》又说他二十四岁时，“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可见他是从韩文入手的。他的文章句子常写得短截有力，叙述多转折起伏，这种审美趣味和郝经的诗一样，反映出当时北方文人对文学的表现力度和由此体现出的作者的精神力量的追求。
元代前期由南宋入元的诗文作家，主要有邓牧、仇远、戴表元、赵孟等。
邓牧（1247—1306）字牧心，自号“三教外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为文学家，他的成就并不高，留下的诗文数量也很少；但作为一个著名的反理学、佛学、道学的“异端”思想家，了解他对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