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有《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简帖和尚》、《风月瑞仙亭》等。这些作品，叙事均条理分明，有些过程交代得比较清楚，从中还可看到少量的心理描写或景色描写；对话虽还说不上生动，却也已无稚拙之迹。如《五代梁史平话》卷上写黄巢下第，就颇能以秋天的景色来烘托他的心绪：
黄巢因下第了，点检行囊，没十日都使尽，又不会做经纪，所谓“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那时分又是秋来天气，……则见一阵价起的是秋风，一阵价下的是秋雨，望家乡又在数千里之外，身下没些个盘缠。……
再如《风月瑞仙亭》写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她父亲卓王孙先是怒恼女儿无耻，及至听说司马相如得到了朝廷征召，态度就立即不同。“（卓王孙）自言：‘我女儿有先见之明，为见此人才貌双全，必然显达，所以成了亲事。老夫想起来，男婚女嫁，人之大伦。我女婿不得官，我先带侍女春儿同往成都去望，乃是父子之情，无人笑我。若是他得了官时去看他，交人道我趋时捧势。’”表现其心理活动，颇为周至。明明是“趋时捧势”，却又自我辩解，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较之第一种类型的作品，显然高明得多。
第三种类型的作品叙事明晰，描写相当细腻，对话也较生动。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崔待诏生死冤家》。但后两篇都经过明代人的加工。鲁迅很赞赏《一窟鬼癞道人除怪》的“描写委曲琐细”，认为“虽明清演义亦无以过之”（《中国小说史略》）；而此等描写可能就是明代人加工的结果。现引《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的一段为例。因为该篇虽也有可能经过冯梦龙加工，但尚无明显的痕迹。
……直到天明，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话，说道：“姐夫，你须不是这等算计。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须计较一个常便！我女儿嫁了你，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个‘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如今的时势，再有谁似泰山这般看顾我的？只索坐困。若去求人，便是劳而无功。”丈人便道：“这也难怪你说。老汉却是看你们不过。今日赍助你些少本钱，胡乱去开个柴米店，撰得些利钱来过日子，却不好么？”
刘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顾，可知是好！”
此段写一个殷实的岳父主动资助其已经败落的女婿。在岳父的话语中充满了关心、体贴，有埋怨，也有谅解。以素朴的语言表现了复杂的感情。女婿的第一次回答，配以叹息，也很能使人体味出他已尝尽了世态炎凉的辛酸。
以上三种类型的作品，其时代先后已不可考，未必就是艺术成就最低的时代最早，但元代话本在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则可断言。
宋，元话本的上述三个特点，对后来通俗小说的发展具有指示方向的作用。《水浒》、《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而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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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宋、元的文言小说
中国的文言小说发展到唐传奇而形成高峰，宋代则相对衰落。究其原因，正如鲁迅所说，是由于“士习拘谨”（《中国小说史略》）。与唐代的文言小说相比，宋代作品的想象力较弱，文字也嫌平实，议论益趋严冷。但也有值得重视之处，是文言小说受到了市井民众的影响，从而一方面出现了唐传奇所不具的若干思想成分，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吸收了“说话”的一些特点，文字较唐传奇通俗，描写也较具体细致。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才在元代出现了文言小说的杰构《娇红记》。
一、宋初的文言小说
宋初的志怪，有徐铉的《稽神录》、其婿吴淑（947—1002）的《江淮异人录》等，传奇则有乐史（930—1007）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等。铉生平见前宋诗部分。淑字正仪，润州丹阳（属今江苏）人，和徐铉一样，原仕于南唐，后随李煜归宋，仕至职方员外郎。史字子正，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由南唐入宋，举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先后任著作佐郎、三馆编修、著作郎、直史馆，转太常博士，又尝先后知陵、舒、黄、商诸州。学问渊博，著《太平寰宇记）二百卷，为地理方面的名著。
《稽神录》所记，大抵简率，事亦平淡。吴淑之作稍详，但想象力也显得贫乏。如其记洪州录事参军成幼文遇异人事，先叙一恶少年欺凌一个卖鞋的小孩，害得他把所卖鞋子堕入泥中，一书生要周济此小孩，又遭恶少年辱骂，书生“甚有愠色”。接着就写成幼文把这书生请到自己住处谈话，并留他住宿；晚上一起闲谈时，成幼文到内室去了一下，出来就不见了书生，但大门却都好好关着；过一会书生又出现了，说他已杀了那个恶少年，并把头颅掷在地上；他在头上敷了些药，“捽其发摩之”，头便变成了水。其实，唐代铏《传奇》写聂隐娘事，就已说她能“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入舍，以药化之为水”。在进入人家时，“度其门隙，无有障碍”。所以，吴淑并没有给这位侠士创造新的技能，只不过给他设计了一个杀人的理由；而这理由实在也很一般。
乐史的传奇具有明确的伦理目的。他的《绿珠传》篇幅不大，议论却相当长：“其后诗人题歌舞妓者，皆以绿珠为名。
……其故何者？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性，怀反复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务，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若以此与唐沈既济《任氏传》篇末的议论相较，就可以看出他具有远为强烈的道德上的义愤；因为《任氏传》虽也感慨于有些人的道德品质还不如狐，却没有这样地声色俱厉。所以鲁迅说宋传奇“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则宋人积习如是也，于《绿珠传》最明白”（《中国小说史略》）。
大概由于伦理上的目的太突出，对于传奇的其他要求就比较放松。所以，一方面不重视描写人物及其内心世界，如于绿珠之死，就只说：“收兵忽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获罪。’绿珠泣曰：‘愿效死于君前！’于是堕楼而死。”即使当时形势确是紧张到每人只能说一句话，但写写各人的神态、特别是石崇在绿珠死后的反应，总是可以的吧。另一方面也不注重创造性，鲁迅说乐史的“绿珠、太真二传，本荟萃稗史成文，……又参以舆地志语”（同上），是很确切的。如《杨太真外传》即大段大段地采录《长恨歌传》。在写史传时，这方法本来常被运用；但用于写传奇，未免是以“荟萃”的功夫代替了创作。
所以，北宋初期的志怪和传奇，较之前代不免有相形见绌之感。
二、北宋中后期的文言小说
自此之后，北宋的志怪有张君房《乘异记》、张师正《括异志》、聂田《祖异志》、秦再思《洛中纪异》、毕仲询《幕府燕闲录》等，大抵仍循着徐铉、吴淑的路子。传奇则情况较为复杂，约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深受“士习拘谨”的传统的束缚。第二种类型，虽仍受“士习拘谨”的影响，但已出现了若干与宋、元“说话”相通的因素。第三种类型则具有较明显的市井民众的思想特色。
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有秦醇、钱易、张实诸人的传奇。
秦醇，字子复，谯郡亳州（今安徽亳县一带）人。生平不详。现存的四篇传奇均收入刘斧《青琐高议》。刘斧生活于宋仁宗、神宗、哲宗三朝，秦醇当为北宋前期或中期人。所作传奇以《赵飞燕别传》及《谭意歌传》较受注意。前者写飞燕、合德姐妹俱得汉成帝宠幸，姐为皇后，妹为昭仪，既而飞燕失宠，昭仪纵恣，杀害成帝其他妃嫔所生之子。成帝死，昭仪也被迫自缢；并以杀成帝子嗣，“罚为巨鼋，居北海之阴水｜穴间，受千岁冰寒之苦”。但核以情理、杀子之事非昭仪所能擅为，就史实来看，也确是成帝与昭仪共同干的（见《汉书·外戚传》）；即使成帝对昭仪因爱生畏，杀子出于被动，但若不经成帝同意，此事就不可能出现。今则诿过昭仪一人，让她独受巨罚。从中既可看到“为尊者讳”的道德观，也反映了女人祸水论的传统思想；死后巨罚的设计，尤可见其严冷。唯篇中有“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语，甚为明代文人胡应麟等所赞赏（见《少室山房笔丛》）。《谭意歌传》写谭意歌流落长沙为，与张正字相爱，婚约甚坚，其后张迫于母命及舆论，竟另娶妻。而两人分别时意歌已怀孕。意歌虽知被弃，仍养子守节，不另嫁人。三年后，张所娶妻已死，遂与意歌重圆。其子长大后成进士，意歌“终身为命妇，夫妻偕老，子孙繁衍”。鲁迅谓此篇“盖袭蒋防之《霍小玉传》，而结以‘团圆’者也”（《中国小说史略》）。而若以男性为中心，谭意歌实比霍小玉、崔莺莺都可爱得多。她在被弃以后，既不像霍小玉那样给李益带来麻烦，又不似莺莺那样嫁给别人，却仍艰辛自守，男子什么时候愿意跟她重圆都可以。鲁迅评其传奇为“辞意皆芜劣，惟偶见一二好语，点缀其间”（同上），实非苛论。
钱易，字希白，为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后裔，北宋前期人，《宋史》有传。大中祥符年间“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宰开封”。所作《越娘记》，写杨舜俞为越娘尸骸迁葬，越娘鬼魂很感谢他，与他同居。但她的这种行为为正道所不容，故最后被一道士以符拘系，并受答挞。
张实，字子京，生平无考。所作传奇《流红记》收入《青琐高议》，自为北宋人。该篇写唐僖宗时事：宫女韩夫人题诗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