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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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第2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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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嘄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拘人,清梦甚惬。
各色人等汇聚在七月半的西湖内外,有炫耀富贵的,有欣喜好奇的,有卖弄风情的,有装疯卖傻的,有故为矜持的,无不显着些可笑,又无不显着些可爱。而西湖独于喧嚷纷扰之后,呈其秀美予钟情之人。这一幅世俗风情画带给人们的,是睿智、幽默与愉悦情趣的混合。而《湖心亭看雪》所写的西湖,则是另一种凝静清绝的景象: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这是孤独者与孤独者的感通,孤独者与天地自然的感通,很多深深有会于心的东西留于言外。在张岱的小品文中,我们看到旷达与痴情共同酿成了纯美的意境。
“小品”风格的散文虽不是到晚明才出现的,但作为散文领域中具有变革意义的现象,小品的盛行却是晚明社会的产物。从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中时代最早的徐渭,到李贽、袁中郎,我们看到小品原来至少不仅仅关乎闲逸之情。只是由于环境的无法克服,它才格外地偏向诙谐嘲戏,以及对于山水风光和日常生活情趣的痴迷。冯梦龙说:“碗大一片赤县神州,众生塞满,原属假合,若复件件认真,争竞何已?故直须以痴趣破之。”(《古今谈概》)这既说明小品中的抗争精神在无奈中渐次衰退,同时也说明小品始终没有回到对儒道的“认真”上去。在打破“道统”对散文的统制、发展散文的审美功能方面,晚明小品实有不可轻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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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金瓶梅词话》与明后期长篇小说

小说的艺术价值自明中期起就受到具有新思想的文人的高度重视,到明后期,出于文人之手的小说创作及改编整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里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尽管历来对这部小说的争议颇多,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多方面的开创意义,越来越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肯定。另一部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虽成就远不如它,但在小说的性质和写作特点上与之颇有相似之处。
除了上述文人的创作,晚明长篇小说中,还有不少历史演义,在谈明中期小说时已概要地提到,此处不再涉及;还有一些在民间故事基础上编成的神魔小说,其中以《封神演义》最为著名。公案类小说在晚明也已流行,虽然没有产生什么著名的作品,但后来却成为清代小说的一大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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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金瓶梅词话》

一、《金瓶梅词话》的概况

《金瓶梅词话》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它的开头据《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改编,写潘金莲未被武松杀死,嫁给西门庆为妾,由此转入小说的主体部分,描写西门庆家庭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西门庆与社会中各色人物的交往,直到他纵欲身亡,其家庭破败,众妾风云流散。书名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合成。
在万历年间,已有《金瓶梅》抄本流传。据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给董其昌的信,他曾从董处抄得此书的一部分;又据《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从袁中道处抄得全本,携至吴中,此后大约过了好几年,才有刻本流传。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卷首有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东吴弄珠客序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共一百回,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初刻本。其后有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般认为是前者的评改本。它对原本的改动主要是更改回目、变更某些情节、修饰文字,并削减了原本中词话的痕迹。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刊行(此书扉页刻有“第一奇书”四字,因此也称作《第一奇书》)。它是以崇祯本为底本,文字上略有修改,加上张氏的回评、夹批,并在卷首附有《竹坡闲话》、《金瓶梅读法》、《金瓶梅寓意说》等专论。这个本子在清代流传最广。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据卷首“欣欣子”序说,是“兰陵笑笑生”。用古名称为“兰陵”之地有二,一在今山东峄县,一在今江苏武进县,以何者为是,尚无定论。这位“笑笑生”究为何人,也至今无法确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作者是“绍兴老儒”,谢肇淛《金瓶梅跋》说作者是“金吾戚里”的门客,皆语焉不详。后世人们对此提出种种猜测和推考,先后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徐渭、汤显祖、李渔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尚没有一种意见能成定论。关于小说的创作年代,也有嘉靖与万历两说,研究者一般认为后者为是。如小说中引用的《祭头巾文》,系万历间著名文人屠隆之作;写西门庆家宴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为万历以后才有的风气,都可以作为证据。
虽然《金瓶梅词话》作者的情况不详,但仍可以推断为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有人认为,根据《金瓶梅词话》较多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书中情节与文字前后颇有抵牾、较多引录前人作品等情况,这部小说当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是由某个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但这一说法难以成立。和《三国演义》等不同,在《金瓶梅词话》问世之前,根本没有内容相似的雏型作品流传,而且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来看,广闻博识的沈德符在未读这部小说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此其一;《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大量描绘日常生活琐事的小说,没有传奇色彩,故事性也不强,不易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尽管在这部小说流行渐广以后,也有取其片断为说唱材料的情况,但从全书来说,它不适宜作为民间说唱的底本,此其二。至于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只能说是作者有意模拟及个人爱好的表现。

二、《金瓶梅词话》的写实内容与时代特征

《金瓶梅词话》是以北宋末年为背景的,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却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的特征。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暴发户式的富商,是新兴的市民阶层中的显赫人物,他依赖金钱的巨大力量,勾结官府并获得地方官职,恣意妄为,纵情享乐,尤其在男女之欲方面追逐永无休止的满足。他以一种邪恶而又生气勃勃的姿态,侵蚀着末期封建政治的肌体,使之愈益堕落破败;而他那种肆滥宣泄的生命力和他最终的纵欲身亡,也喻示着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当时难以得到健康的成长。当然,对晚明时代各种社会问题,作者并未能提出明确的理论见解,但小说却以前所未有的写实力量,描绘出这一时代活生生的社会状态,以及人性在这一社会状态中的复杂表现,这是很大的成功。
《金瓶梅词话》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所描写的官商关系和金钱对封建政治的侵蚀。本书在讨论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时,就已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根本上是由于商人所拥有的金钱力量足以对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构成破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的兴盛,这种破坏又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晚明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从《金瓶梅词话》中我们看到,明初朱元璋所颁布的《明律》中关于房舍、器物、服饰等诸方面区分等级的规定,这时早已形同虚设。西门庆一家物质享用的奢华,远远超出于一般官僚,以至其妻妾走在大街上,会被路人议论为“已(一)定是那公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是贵戚皇孙家艳妾”。而官僚阶层面对这种金钱力量,也不得不降尊纡贵。第四十九回写文采风流的蔡御史在西门庆家作客,受到优厚的款待,还得了两个歌妓陪夜,对于他的种种非法要求,无不一口应承。而位极人臣的蔡太师,也因收受了西门庆的厚礼,送给他一个五品衔的理刑千户之职(第三十回),做了一笔权钱交易;在过生日之际,更以超过对待“满朝文武官员”的礼遇接待这位携大量金钱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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