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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明代散曲与民歌
明代散曲与民歌都是当时所唱的歌曲。不同的是前者为文人士大夫所作，多在家庭或友朋宴集时用来助兴（明代士大夫蓄养家伶的情况颇普遍），也兼有从文辞来欣赏的价值，有固定的宫调格式。民歌则出于无名作者之手，虽有一些基本的调式，但音乐的要求比较简单，没有太多的格律上的讲究。其中很多是歌楼妓院中演唱的，同时也流传于一般妇孺儿童之口。两者的内容固然相应于各自的生活，语言风格也有所不同。散曲虽较诗词为通俗，习用口语，但出于文人士大夫之手，则难免多少有矜持之态。民歌则大抵以口道心，无所忌惮。所以要说活泼动人，文人散曲是不如民间俗曲的。
但这种区别也不是绝对的。明代文人与市井生活原本有密切的关联，许多人也喜民间俗曲，他们的作品不免会受民歌的影响。而明代的民歌看起来泼辣拙朴，下层社会的气息较浓，与前代的民歌（如六朝乐府之类）有所区别，但元明以来，雅俗混融，文人从事这一类创作而流于民间也不是什么稀罕之事。如冯梦龙所辑《山歌》中，有些就注明是他本人或他的朋友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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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代的散曲
散曲从元代兴起以后，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词的功能，明代仍延续这个方向，曲盛而词衰。从作家、作品及曲论著作的数量来看，明都超过了元。仅据任纳《散曲概论》的统计，明代著有散曲的就有三百三十人。散曲的选集编印，也较元代为盛。当然，元代散曲作为一种新创的体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明代散曲大多依傍前人，成就是受到限制的。但一些名家的优秀之作，在发掘新的生活内容和深入表现人情世态方面，还是有所发展，有其值得重视的地方。
明前期相当长的时间中，散曲和其他文学类型一样，处于衰退状态。朱权《太和正音谱》所列明初散曲家刘东生、谷子敬、贾仲明、汤式等，都没有出色的散曲作品流传下来。和戏曲一样，当时影响最大的散曲作者是宗室贵族朱有燉，有《诚斋乐府》。他的曲作以音律谐美著称，流传久远，至钱谦益著《列朝诗集》，还说“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语言风格追踪马致远、贯云石的豪放一派。所写内容，以赏花、题情及宴游、应酬为多，散发着一种富贵闲适的情调。由于时代氛围和作者身份的关系，辞意比较端谨。但有些写男女之情的，尚属婉折有致，如《咏闺情五更转》一组，带有民歌的风味，其南北曲合用的形式，也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总体而言，朱有燉散曲的成就不高，但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已经是比较难得的。作为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家，他仍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弘治、正德年间，明代散曲有了显著的发展。当时北方的知名作者有康海、王九思等，南方的知名作者有王磐、陈铎、唐寅等。
康海、王九思都是前七子中的人物，诗文的成就不高，但戏剧和散曲较为知名。康有《沜东乐府》，王有《碧山乐府》。
他们都是陕西人，都因为被指与刘瑾同党而遭黜退，隐居乡里，常在一起宴游。两人的散曲，也都有大量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对自身的遭遇感到愤慨、以及在无奈中以闲居生活的安适为自我慰勉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实际上都反映出他们不能摆脱士大夫人生价值观的心理，那些貌似旷达的话，其实都带有苦涩的味道。如康海的《水仙子·酌酒》：
论疏狂端的是我疏狂，论智量还谁如我智量。细寻思往事皆虚诳，险些儿落后我醉春风五柳庄。汉日英雄、唐时豪杰，问他每今在何方？好的歹的一个个尽撺入渔歌樵唱，强的弱的乱纷纷都埋在西郊北邙，歌的舞的受用者休负了水色山光。
又如王九思的《沉醉东风·赠隐者》：
竹杖子难随驷马，草庵儿独住烟霞。《康衢》、《击壤》歌，今古渔樵话，指功名风扫残花。恨杀韩、彭做作差，因此上妆聋卖哑。
这一类牢骚和自我标榜是过去不得志的文人经常有的，看不出多少新意。但比较明前期散曲而言，他们的作品写出了仕途中的风波险恶，抒情的成分要浓厚多了，这终究是一个进步。在语言风格上，他们也都接近元曲中豪放的一派。不过明代曲论家普遍认为康较粗豪，王在豪放中兼有秀丽蕴藉之长。另外，常伦（1492—1525）有《写情集》，多写其疏狂的生活，风格也比较豪放。
同时期南方散曲家的作品带有更多的市井气息，内容要显得宽广。
王磐（约1470—1530）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今属江苏）人，一生未仕。有《王西楼乐府》。万历《扬州府志》称其“洒落不凡，恶诸生之拘挛、弃之，纵情于山水诗画间”。
他的散曲，王骥德《曲律》曾评为北曲之冠，可惜流存很少。
其中多数是写闲适的生活情趣，文辞爽利俊朗，是其所长。如《沉醉东风·携酒过石亭会友》：
顶半笠黄梅细雨，携一篮红蓼鲜鱼。正青山酒熟时，逢绿水花开处，借樵夫紫翠山居，请几个明月清风旧钓徒，谈一会羲皇上古。
另一些作品则反映了社会生活景象。如套曲《嘲转五方》挖苦不停赶场子做法事的和尚，而小令《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太监的作威作福，尤为著名：
喇叭，锁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
散曲特有的尖新泼辣的语言风格，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发挥。
陈铎（1469以前—1507）字大声，号秋碧，邳州（今江苏邳县）人，家居南京。世袭指挥使，然不守官职，醉心于词曲，当时南京教坊中人称“乐王”。有《秋碧乐府》、《梨云寄傲》，内容以写男女风情最多，文辞流丽，《曲律》评为“颇著才情，然多俗意陈语”。他另有《滑稽余韵》，收曲一百三十六首，用当时以城市为主的各种社会职业为题，写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是散曲中别开生面之作。因对象的不同，作者的态度有同情、有挖苦、有指斥，但偏重于戏谑嘲讽，也以这一类写得较为成功。如写里长“小词讼三钟薄酒，大官司一个猪头”，写巫师“手敲破鼓，口降邪神。福鸡净酒嗯一顿，努嘴胖唇”，写蒙师“抹朱涂墨几十年，野史歪文四五篇，诗云子曰千百遍”，都很传神。下面录一首完整的例子：
寻龙倒水费殷勤，取向佥｜穴无定准，藏风聚气胡谈论。告山人须自忖：拣一山葬你先人，寿又长身又旺，官又高财又稳，不强如干谒侯门？（《水仙子·葬士》）
吴中名士祝允明、唐寅也都能作散曲，多写男女风情，反映出他们纵疏放浪的生活。但存世的作品较少。
嘉靖前后，为明代散曲最为兴盛的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名家，作品的风格也更为多样化。从乐曲来说，在昆腔兴起以前，虽也有兼用南北曲的，但以北曲为盛；这以后，北曲衰落，南曲愈盛，因而有所谓南词一派。这一时期中著名的曲家，有沈仕、杨慎、金銮、冯惟敏、梁辰鱼等，其中冯惟敏的成就最为卓著，梁辰鱼则是南词的代表。
沈仕（1488—1565）字懋学，号青门山人，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是著名的画家，散曲也很有名，有《唾窗绒》。
他的散曲专写艳情，描写刻露而生动，有“青门体”之称。如《琐南枝·咏所见）：
雕栏畔，曲径边，相逢他蓦然丢一眼。教我口儿不能言，脚儿扑地软。他回身去一道烟，谢得蜡梅枝把他来抓个转。
这种曲子带有情节性，和元曲的精神及当时民歌的特点相通。
人或讥为“浮薄”，但总比那些迟钝的陈词俗句有生气。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间试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初谪戍云南永昌，此后即长期生活于家乡四川和戍所云南之间。杨慎在明代以博学著称，也能诗，散曲有《陶情乐府》。其妻黄娥亦善词曲，近人合编两人之作为《杨升庵夫妇散曲》。
杨慎的散曲格律不很精确，王世贞讥为“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曲藻》）。内容多写心中的不满与愁怨，注重意境，稍带有词的风格。如《黄莺儿·春夕》：
一水隔盈盈，峭寒生日暮情。梨花小院人初静。玉箫懒听，金杯懒倾，月明闲愁秋千影。梦难成，村春相应，疑是棹歌声。
金銮（约1495—约1584）字在衡，号白屿，陇西（今属甘肃）人。中年随父宦游南京，后即长期居留。有《萧爽斋乐府》。金銮一生未仕，而多与达官名士交往，心中常感不平。
但他性情豪爽，善于把这种苦闷化作嘲谑，如套数《北双调新水令·晓发北河道中》自嘲说：“干了些朱门贵，谒了些黄阁卿，将他那五陵车马跟随定。把两片破皮鞋磨得来无踪影，落一个脚跟干净。”可以体会到豁达与苦涩的交织。在艺术上，他的散曲以格律精工著称，善于熔口语与丽辞为一体，既婉转又畅达，兼有诙谐之趣。只是应酬之作较多，是其一病。他的一些写妓院中生活情景的曲子，不作浪漫的美化，真实而生动。如《胡十八·风情嘲戏》：
寻思的意儿痴，作念的口儿破，睁着眼跳黄河，甜言甜语谎儿多。弄杀你小哥，图什么养活？吃的亏做一堆，识的破忍不过。
一些抒情之作，则写得爽朗明净，如《新水令·送吴怀梅还歙》：
暖风芳草遍天涯，带沧江远山一抹。六朝堤畔柳，三月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