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绝对思想权威的建立，取消人们独立的思想权利，对于晚明偏离正统的社会思潮，也是有意识的反拨。
对于具有异端思想尤其是具有反清意识的文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严酷的高压手段。清代文字狱之盛是历史上空前的。康熙时庄廷鑨《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时吕留良诗文案，均牵连数百人，死者戮尸，生者凌迟、绞杀，家族亲友沦为奴隶，手段残忍，震骇天下。乾隆朝的文字狱差不多每年都有发生，直到乾隆后期才有所减少。这种手段不仅打击了汉族文人的民族意识，而且和强行变服发一起，严重打击了士人的人格尊严。而士人人格的破坏，成为清代文化中的严重问题。
另一方面，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除沿袭明制以八股文取士外，康、乾两朝均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作为重视学术、优容文人的表示，朝廷还组织了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康熙时纂有《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更纂有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这些工作固然有文化总结的意义，但也有羁縻文人的用意。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大量收缴和销毁违碍书籍，据估计“至少在十万部左右”（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更成为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
文网严密，使读书人思想的自由空间越来越狭窄，加上统治者的有意诱导，清代考据之风日盛。到了乾隆中期至嘉庆时期，号称“乾嘉之学”的考据学达到鼎盛阶段。儒家经典、诸子学说、历代史籍等各种古老的文献成为学者们严密审视、深入研究的对象，与之相关的音韵、文字、训诂以及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各类学问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清代考据学在文献整理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
首先，这毫无疑问是文化专制政策所引出的结果，它耗费了许多杰出的才智之士的毕生精力，其成就是以牺牲对社会对人生的批判性思考为代价的。特别是放在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萌芽滋生的历史阶段上看，这种代价是巨大的。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清代考据学中包含着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方法，它不但推进了纯学术研究的进步，实际也必然推进了研究者的理性精神。考据学家并非都是不具有思想批判能力的，如戴震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即表现出对程朱理学的有力抨击。龚自珍早年受戴震、段玉裁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的形成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只是考据学的理性精神没有得到有力的发扬，它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实在很有限。
谈到明清之际社会思潮的变化，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对一些著名的反清人士，必须把民族矛盾的问题同他们的思想主张的历史价值区别对待。回顾晚明时代，由于个性主义思潮没有强大到足以引起社会变革，在封建统治力量的压迫下，许多人走向疏离正统、疏离政治、追求自我赏适的道路。
这种消极的个性主义具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因此，到了明末社会崩溃之际，许多人所想到的不是推进社会变革，而是恢复由旧道德所保障的社会秩序。尤其面临尖锐的民族冲突之际，旧道德传统更被一些人看作是固结人心、挽救危亡的唯一力量。顾炎武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他的民族气节和学术研究方法固然有可以肯定的理由，但他的基本思想主张，是维护程朱，对明中期以后自王阳明至李卓吾的反传统精神一概排斥，痛斥为与魏晋玄学一样是亡国的肇端，“罪深于桀纣”（《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力图在经学的传统上重建社会思想的主导方向，这无疑是倒退的努力。相应的，在文学方面他也力持儒家的功利主义，主张“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赞同“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的说法（《与》），与向来的道统文学观实无根本区别。所以，离开清初民族矛盾的因素来看，顾氏的主张大多与清朝统治者所提倡的相合。
从晚明到清中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使文化人面临着难以应付的人生困境和艰难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统治下，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方向的进展虽然缓慢却并未停止，历史行程中所积蕴的变革力量也没有消失；而经过晚明思潮的冲击，传统规范的价值已受到深刻的怀疑，尽管清王朝统治者竭力提倡，它也不可能恢复原有的权威。这种时代的特点，在清前期与中期的文学中充分反映出来。
清前期到中期约二百年间的文学，既没有出现明代前期那种明显的低落，也似乎看不出很明显的高潮。这大抵是因为明代文学已有的进步已不可能被根除，它仍然在影响作家的创作；而同时，正统思想的力量也始终相当强大，没有遭到晚明时代那样的猛烈冲击。但这并不是说从前期到中期的文学没有发展变化。仔细分析便可以看到，在明末已经受到一定挫折的文学中的个性解放精神，在清前期文学中继续呈现退化状态，但这种退化并不是消失，而是艰难曲折地延续着。到了清代中期，虽然没有出现声势壮大的文学高潮，但由于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完全消失，民族矛盾亦已淡化，个性发展与社会压抑的冲突重新成为首要的矛盾，个性解放的要求又有了顽强抬头的表现。如果以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袁枚的诗歌理论为代表，可以看到乾隆时期的文学较之康熙时期确有重要的发展，就小说而言，其成就已超过晚明。到龚自珍出现，那种竭力挣脱封建专制压迫，希望个性获得自由发展的呼声，更为大胆而宏亮。
下面，我们按不同文学类型对清前期至中期文学的发展变化作一简单的概述，同时介绍各体文学的大致情况。
在明末清初诗坛上，钱谦益是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诗歌主张是在重“性情”的同时也重“学问”，具有向宋诗回复的意味。但清前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应推吴伟业和王士禛。他们都不赞同钱谦益大肆排击前后七子的态度，其诗歌创作的取向，可以说是公安、七子两派的融合，这实际是晚明时袁中道等人就有的一种想法，只是到他们的创作中才有较好的成绩。吴伟业、王士禛的诗，一方面注重真实情感的抒发，关怀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但却不像公安派那样表现得尖锐而浅露；他们都讲究诗歌的艺术性，讲究声调韵律的美感，却又不像七子派那样生硬模拟而造成抒情的阻隔。比较晚明尤其是公安派的诗，吴、王的作品思想的锋芒、情感的冲击力是有所削弱的，但艺术的魅力则有所加强。
到了乾隆时代，沈德潜倡导以“温柔敦厚”为准则的“格调说”，翁方纲倡导重学问、重义理的“肌理说”，从表面上看，一偏于宗唐，一偏于宗宋，其实在束缚个性、提倡儒雅上并无根本区别。而与之相反的主张，则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袁枚的思想很多地方接受了晚明思潮的影响，有些直接来自于李贽。如他对理学家的矫情与做作十分厌恶，对这些人以“道统”自居常加以讽刺挖苦。在《清说》一文中，他提出“好货好色，人之欲也”，“圣人”的职责就在于使这种人欲得到应有的满足。袁枚的诗歌主张大体就是公安派理论的重兴，其核心也是强调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重视轻灵活泼的趣味。另外，赵翼、黄景仁也是当时很有个性的诗人，在重视诗中有“我”、重视诗歌艺术的独创性方面，他们与袁枚是一致的。到了嘉庆、道光时期，终于出现了杰出思想家兼优秀诗人龚自珍。过去有些文学史把龚自珍划在“近代”也就是本书所说的清代后期，这是不合理的。龚自珍死于一八四一年，他的创作与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历史剧变关系并不大。
他昌言“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的诗歌以一种高傲和尖锐的个性精神抗击社会的沉闷与压抑，乃是中国社会本身所积蕴的变革力量的产物，也是元明以来的进步文化向现代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词在元明一度衰落，到了清代出现复兴的势头。这和清代文人普遍爱好雅致的趣味有关，也和他们在压抑的环境中需要一种委婉曲折的抒情形式有关。从清前期到中期，以词名世的文人很多，影响较大的，有陈维崧，纳兰性德，以及“浙西词派”的盟主朱彝尊、厉鹗，和“常州词派”的盟主张惠言、周济等。除陈维崧外，他们的词一般格局不大，但常有很精美细致的抒情文笔。
清初散文，一方面存在晚明小品的遗风，不仅张岱的许多小品文实际是作于清初，金圣叹、廖燕、李渔等也有类似的创造，但文坛的主导方向，是在理论上恢复唐宋古文的传统，而在创作上愈加偏狭。《四库全书提要》说：“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文中提出的代表人物，是侯方域、魏禧、汪琬。但这三人影响有限。而且侯、魏之文以道统文学观而论，尚不够“纯正”，尤其侯方域，还带有明末散文的所谓“浮夸”气、“小说”气。到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的桐城派出现，才算真正建立了清代正统“古文”的阵营。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熙朝的方苞、刘大櫆和乾隆朝的姚鼐。对于文章，方、刘讲究义理和文法，至姚又加上考据，提出一系列清规戒律。就个别文章而言，他们也分别有些可观之作；就个别的观点而言，他们在文章作法上也有些可取的见解。但在总体上，桐城派古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