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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曾因同乡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几乎论斩，后得赦，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其门人王兆符于《望溪文集序》中记方氏自言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为人生志向，这对于了解他的文学主张也很重要。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桐城派能够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方苞一开始所提出的理论就具有明晰而系统的特点（他的后继者也很注意这一点）。他的方法是通过对一个核心概念——“义法”——的多层面的阐释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所谓“义法”，最基本的解释可以说得很简明：“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又书货殖传后》）只是说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
若结合方氏其他论述作总体的归纳，则“义”主要指文章的意旨、论断与褒贬，“法”主要指文章的布局、章法与文辞。
但方苞所谓“义法”乃“古文”之“义法”，“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答申谦居书》），也就是说必须依据儒家经典的宗旨来叙事论理，方有“义法”可言。这种古文又有它的历史统系，“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其次《公羊》、《谷梁传》，……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古文约选序例》）。但在方苞看来，唐宋八家还有不够的地方，如柳宗元、苏氏父子经学根底都太差，欧阳修也嫌粗浅（见《答申谦居书》）。这其实就是接过唐宋古文的“道统”旗号，再参取程朱一派理学家的意见，在“古文”中浓化经学气息，对学唐宋八家提出需要警戒的地方。
虽然“义”与“法”有别，但方苞通常还是把两者当作一个完整概念使用的。所以他讲具体的文章作法，也是说“义法”。如称《左传》、《史记》记事“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这主要讲布局；称《汉书·霍光传》“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书汉书霍光传后》），这主要讲章法。“义法”对文辞的具体要求是“雅洁”，这也是方苞很强调的。沈廷芳《书方先生传后》记方氏语云：“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
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
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简而言之，古文之文辞不可浅俗、轻巧、华丽，因为这可能引导不庄重的情绪。
大致方苞是用“义法”说取代了前人的“文道”说。因为“文”与“道”容易分为两物，“义法”则密不可分。单独讲“义”与“法”内涵不同，但法从义生，义由法显，故两者就合一了。这把过去“文以载道”的理论更加严密化了，加上他对唐宋八家的批评，对文体和语辞所提出的戒条，这就为“古文”建立了比唐宋古文更为严格也更有束缚性的规范。
所以很多学者对他是不满的，钱大昕在《跋方望溪文》和《与友》中两引王若霖语，称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指出方氏理论本质上与八股文相通，是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方苞本人的文章，以碑铭、传记一类写得最为讲究，盖因叙事之文，最易见“义法”。其长处在剪裁干净，文辞简洁，有时尚能写出人物的性格与神情。但对人物的褒扬中，总是渗透了封建伦理意识，少数山水游记则板重绝伦。他的文章中最有价值的，应数《狱中杂记》，因是作者亲身经历，以往的忧惧和愤慨记忆犹新，文章记狱中种种黑暗现象，真切而深透，议论也较少迂腐气。虽名“杂记”，却条理分明，文字准确有力，可以见出方苞文章的功力。但这在方苞散文中属于特例，不能代表其一般特点。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晚官黟县教谕，有《海峰文集、诗集》。他因文章受到同乡方苞的嘉许而知名，并师事方苞，又为姚鼐所推重，在“桐城派”的形成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传递作用。同时，他也是“桐城派”与“阳湖派”之间的桥梁，“阳湖派”首领恽敬、张惠言都是他的再传弟子。其文论主要见于《论文偶记》，对方苞之说有新的阐发。他进一步探求了文章的艺术形式问题，讲究文章的“神气”、“音节”、“字句”及相互间的关系，有云：
“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认为文章真正可以讲究的，是在“行文”的“文法”上。就文法而言，“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字稍粗处也；
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他的意思，是以音节即文章的韵律感为关键，通过音节来表现神气。刘大櫆本人的文章，大都铿锵上口，音调高朗，有韵律之美。如《息争》、《观化》等，均有此特色。这一种主张和文章特点，对后来桐城派文人的影响颇大。
刘大櫆虽然并没有脱出方苞的范围（他是把“义理”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来看的），但通过对“神气、音节”的强调，表现了对文章的美感因素的重视。后来姚鼐在这方面又有新的阐发，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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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代前期小说
清代前期小说承续晚明小说兴盛的局面，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艺术上也有一定的成就。这表明随着文化的渐渐普及，民间对这一类娱乐性读物的需求仍在不断增长，而文人喜以小说摹世态、抒性情的风气也依然存在。但经过明代末年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挫折，再经过明清易代的历史动荡，文人的性格已不再有晚明时代常见的狂放恣张，而多了些压抑和扭曲，这在小说中也以曲折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形态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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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聊斋志异》等短篇小说
清代前期沿承晚明风气从事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是李渔（1611—1680）。他字笠翁，又字笠鸿，别署笠道人、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明末曾多次应乡试，均不第，于是不再以功名为事；清初移家杭州，后迁居金陵，靠开书铺印行通俗书籍、组织家庭戏班巡回演出于官绅之家谋生。他才思敏捷，为人机智，又善于顺遂时俗，结交广泛；他常以半真半假的戏谑态度看待正统的价值观，却很重视生活享受，在饮食、器具、服饰、花木种植等方面，提出许多艺术化的讲究。他的身份是兼为清客和文化商人，依附于高级士大夫阶层却又游离于正统规范之外。其著述颇多，有短篇小说集《十二集》、《无声戏》，诗文集《笠翁一家言》，剧作《笠翁传奇十种》等。
李渔小说的内容，无非是怜才喜色一类的恋爱和婚姻故事，而且有许多传统伦理的说教和因果报应的解释。但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李渔自己绝非正经的“名教中人”，他的“正经”话，往往说得很滑稽。如《夏宜楼》中一段奇论，说：“男子与妇人交媾，原不叫做正经”，只因可以生儿子，才成为“一件不朽之事”，反讽的味道甚浓。又如《合影楼》开头一节，力主防止青年男女的接触要彻底，因为他们一旦动了念头，即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辑获的牌，山川革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拼了一死，定要去遂了心愿”，倒是在说“情”的不可阻遏和禁欲的无效了。其二，李渔小说的情节大都不落陈套，构思巧妙，文笔幽默，富于喜剧气氛。他自诩“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与陈学山少宰》），并非虚夸。有些故事是写得很动人的（如《合影楼》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痴情），可以说承续了“三言”、“二拍”的传统。
实际上，李渔确实受晚明思潮的影响较深，只是受了时代的压抑，常用荒诞的眼光来看人生，他写小说又主要是为了卖钱，所以把精力太多地放在离奇的情节上，而削弱了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力度。
从总体上看，清代前期白话短篇小说已处于衰退状态，而同时有不少著名文士对文言传奇的写作表现出更大兴趣。康熙中叶，张潮汇辑《虞初新志》二十卷，收录周亮工、吴伟业、魏禧、徐芳、陈鼎、钮琇等人的作品一百五十篇。它的内容比较多样，其中有些是历史上实有人物的传记，如《徐霞客传》、《冒姬董小宛传》等；有些是奇闻逸事的记载，如《鲁颠传》、《刘医记》等；有些则是假鬼神以述人情，如《记缢鬼》、《鬼母传》等。
《虞初新志》所收均为明末唐初人的作品，有鲜明的当代性，常常反映出时代生活的色彩。如卷十九所收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七奇图说》，介绍世界“七大奇迹”，这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留下的痕迹。有些记鬼神之事的小说具有较浓厚的人情味，与《聊斋志异》近似。如李清的《鬼母传》，写一怀孕女子暴殒后在墓中产儿，其鬼魂仍每日清晨到市中买饼育儿，写母子之情生死难绝，殊为动人。
记述鬼怪灵异故事传闻的文言小说作为表现奇思异想和抒发幽怀的手段，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