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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三十四岁为贡生，后绝意仕进，钻研经史，以博学称。有《述学》等。汪中的生平，与他的朋友黄景仁有些相似，“少苦孤露，长苦奔走，晚苦疾疚”，而“未尝有生人之乐”（汪喜孙《汪容甫先生年谱》），却禀性孤直，恃才傲物，被目为狂人，“众畏其口，誓欲杀之”（卢文弨《公祭汪容甫文》）。他不喜宋儒之学，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每加驳斥，文章也自具思想光彩。如《列子·说符篇》记“狐父之盗”路遇“爰旌目”将饿死于道，遂以食物救活了他，而爰旌目醒后义不食盗者之食，终于饿死。汪中取前半部分作《狐父之盗颂》，热烈赞美狐父之盗救人的美德。作者认为，盗者之食是冒犯死刑而得，而施之不望有报，纯为“悲心内激”，所以是格外可贵的，叹为“吁嗟子盗，孰如其仁！”江藩称汪中著此文“以写怀自伤”（《汉学师承记》），未必全面。它不仅有意与“义不食盗者之食”的正统道德观相背，把苦难者求生的权力放在传统道义观之上，而且强调人与人休戚相关的感情才具真正的道德价值，都表现了作者对人性和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
另有《广陵对》、《哀盐船文》、《自序》，均为人所称道，而《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更是文采优美，感情动人：
岁在单阏，客居江宁城南。出入经回光寺，其左有废圃焉。寒流清泚，秋菘满田，室庐皆尽，惟古柏半生，风烟掩抑，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名留，其色艺风情，故老遗闻，多能道者。余尝览其画迹，丛兰修竹，文弱不胜，秀气灵襟，纷披楮墨之外，未尝不爱赏其才，怅吾生之不及见也。
夫托身乐籍，少长风尘，人生实难，岂可责之以死！
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在昔婕妤悼伤，文姬悲愤，矧兹薄命，抑又下焉。嗟夫，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犹不可期，奈何钟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极哉！
余单家孤子，寸田尺宅，无以治生，老弱之命，悬于十指。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何异？只以荣期二乐，幸而为男，差无床箦之辱耳。江上之歌，怜以同病；秋风鸣鸟，闻者生哀。事有伤心，不嫌非偶。
贫贱者难以维持人格的尊严，徒有才情灵性，不免为世所摧辱，故“人生实难”——这种切身感受，是作者将被视作卑贱的妓女马守真引为同调、伤悼她同时也是伤悼自己的基础。
这里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人道精神，与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是有时代差异的。文章骈散兼行，安雅而委曲，确是难得的美文。
但骈体文固有的缺陷，使它不可能取代散体文的优势地位。写作上的困难，使它无法为大量学养有限的文人所掌握；
而在运用范围上，它也有局限。即以汪中作品而论，他的名篇《哀盐船文》描写仪征江面盐船连片失火、死伤无数的情状，著名学者杭世骏在为此文所作的序文中赞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但以这种修辞性极强的文体描述极悲惨之事，实在不很相宜。又清中期骈文家多是名学者，学问气过重，又从另一面妨害了骈体文的成就。
二、桐城派古文的流变
桐城派古文虽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但并未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同时，它也顺应时势作出了一定的反应。对桐城派理论作出新的总结和发挥，使之影响更为扩大的，是姚鼐。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世人以其书室名称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库馆修纂。后辞官，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四十年。著有《惜抱轩诗文集》，又编有《古文辞类纂》，流布极广。
姚氏古文理论，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他的长处是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作总结性、具体化的工作。
第一，他提出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方面，“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在古文理论中加入考证，这是对当时气势正盛的汉学的让步。姚氏本人也做考证研究，有《郡县考》等，但根底不深。他所说的“考证”涵义较广，主要是指做文章所需要的一种学养和辨明事实的功夫，而不专指作为学术研究的考证。
第二，他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四者是“文之精”，后四者是“文之粗”，抽象的前四者要通过具体的后四者来体现和把握，并要在领悟前四者之后，摆脱后四者的束缚，而进入“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的境界。这基本上是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的旧东西，姚鼐把它们进一步系统化和细密化了。
第三，姚鼐上承《典论·论文》、《文心雕龙·体性》、《诗品》、《沧浪诗话》等对于艺术风格问题的探求，以简驭繁，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端，在《复鲁絜非书》中，他以一系列的譬喻来描绘二者的不同。较之西洋美学概念，大致“阳刚”近于“崇高”，“阴柔”则近于“优美”。同时，他还指出阳刚、阴柔因不同程度的配合会产生各种变化，虽各有偏胜但不可极其一端，不能是绝对的阳刚或绝对的阴柔。这方面的论述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美学问题，归纳简明而切实，对于后来的文学艺术风格的分析有很大影响。
姚鼐本人的文章，说理、议论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写人物和景物，也间有生动之笔。如《袁随园君墓志铭》，文字端谨，既写出袁枚性格的某些特点，又寓褒贬之意，《方染露传》近似于此。他的游记颇重文采，不像方苞为了追求庄肃雅洁而显得板重。《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虽乏独创之力，尚有文字凝炼简洁和刻画生动之长。前者“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写黄昏登山远眺所见；后者“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写潭中大石，都是漂亮的文笔。下面录《登泰山记》中观日出的一节：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姚鼐是一个没有多少创造性却很聪明的人，桐城派由于他而声势大张。他主讲书院四十年，门下弟子甚众，由此桐城派几乎发展到全国范围。姚门中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吸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
方东树在理论上多有阐发，并把古文理论推衍到诗歌和书画艺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另外，姚鼐所选编的《古文辞类纂》，体例清楚，选择较精，并附以评论，便于学习掌握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要旨，此书流布天下，也极大地助长了桐城派的声势。学者们看不起桐城派，原因之一是它的熟套，而这种熟套却正是桐城派获得众人趋从的重要法宝。
在正统“古文”的系统中，沿桐城派之流而别开蹊径的，有所谓“阳湖派”，因其开创者张惠言、恽敬及大部分后继者均是阳湖（今常州）一带人士而得名。张的情况已见于前。恽敬（1757—1817）字子居，乾隆举人，官吴城同知，有《大云山房文稿》。恽、张二人曾从刘大櫆的门人钱伯坰受古文法，本应该算是桐城派的后裔，但他们原先都从事考证之学并长于骈文，不愿完全拘束于桐城派的范围，故稍稍示异：一是取法较广，在桐城派所定的“文统”之外，还兼取子史百家；
二是反对在字句上过于斟酌取删，笔势较为放纵；三是把骈文的笔势引入古文，使古文也有骈文的博雅工丽。但他们的思想都很陈腐，这一点变化未必能带来多大的收获。这一派的活动也仅限于阳湖一隅，故影响微弱而短暂。
三、正统“古文”以外的散文
清中期与桐城派异趣的散文家，有袁枚、郑燮等。郑燮的家书写得很随意，讲些日常琐碎之事，多用口语，令人喜爱。如《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有云：“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如此语气，直非文人之笔。而袁枚的散文尤有特出成就。
袁枚对于古文其实是很自负的。但他厌恶一般古文家动辄以“明道”欺人，赞同南宋学者郑樵“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的言论（见《答蕺园论诗书》），又爱好骈文，自然不能与一般的古文家特别是桐城派相提并论了。他的文章，以思想开明、感情真挚为基本特色。如早年所作《郭巨论》，对非人道的“孝道”痛加鞭挞，很有一种少年意气；《所好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