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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巧性而言，《随园记》在袁枚散文中颇为出色。文笔自然流转，不见用力，而文气完足，又让人觉得结构颇严谨，表现了相当的修养和才气。下面是文中述随园命名之由的一节：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讙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
茨墙剪阖，易檐改涂。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这里不仅写出修葺的过程，而且寓涵了顺适自然的审美观和希望满足自我天性的人生态度。
清中期散文中，《浮生六记》很值得注意。作者沈复（1763—？）字三白，江苏苏州人，作幕经商为生，不以文名。
其《浮生六记》是自传性的作品，原有六卷，今存前四卷（晚出号称足本中的后两卷，已证实为后人杂凑他书而成的伪作），记述家居及游历生活，前三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多述他与妻子陈芸之间的感情和日常琐事，以及因失欢于父母，夫妇被迫离家出走，以致陈芸郁郁而死的痛苦经历。文字细腻，不作妆点，“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而自然明莹纯净，感情尤其真实动人，为中国文学中具有新鲜意味的创作。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
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沈氏虽非文坛人物，但此书的写成，却也反映了乾、嘉之际的文学突破礼法顾忌、深入表现人性人情之真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趋势。下录一节，是记两人订婚以后、成婚之前的一桩琐事：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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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龚自珍
嘉庆、道光之际，封建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新旧思想的冲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龚自珍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以傲岸的姿态发出极具穿透力与震撼力的声音，把清中期的文学推上更具有自觉的抗争性的高度。卒于1841年的龚自珍，其作品与鸦片战争引起的剧烈变化关系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鸦片战争前夕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对社会危机的思考，也主要集中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与人格堕落，并以个性解放、人格完善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这是整个清中期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元明以来几经波折的进步思潮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礼部主事。
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他少时从外祖父、著名学者段玉裁受文字学，二十八时转岁从刘逢禄受经今文派的春秋公羊学，并往往用之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学识宏富，通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及金石学，精研西北历史地理，晚年爱好天台宗佛学，并以诗、词、文著名，既是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著有《定文集》等，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位列下僚，而关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这是他受后人尊重的重要原因。这类文字中，一部分是关于实际政务的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主张移民屯垦新疆，以发展西部经济、巩固边防；《罢东南番舶议》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绝鸦片贸易有关，以文章的题目结合他写给林则徐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来看，龚自珍对发展正常的中外贸易的意义认识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鸦片入侵对于中国的巨大危险。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远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现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尊隐》、《论私》等。
在哲学上，龚自珍把自我的主体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是把“我”视为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它等于宗教中的“上帝”。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为维护具体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了哲学根据。在《论私》中，龚氏强调“私”乃是人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在公认的美德中，爱国并非爱他人之国，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们孝其父母，爱其子女，贞于其夫，无不是有“私”的表现，完全离于“私”的行为根本是不存在的。这种议论不仅仅是对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触到道德作为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实质，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
而社会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龚自珍看来，是个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受到压抑，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于专制政权，唯知阿谀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论二》）。官场中“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片死气沉沉（《明良论三》）。另一方面，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社会以其物质与思想的统治力量使有才者归于平庸或沉默，以至“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同上）。而社会使个人失去发展的可能，其自身也同样失去发展的可能，遂成为“三等之世”中最下等的“衰世”，“乱亦竟不远矣”（同上）。在《尊隐》一文中，作者更直接指出，由于作为统治力量中心的“京师”不能受容人间的智慧精英，才士沦落在野，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意味着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变动。
从封建体制在根本上失去自我更新的生机而不仅是从一些具体现象来看待清王朝的衰微，这是龚自珍不同凡响之处。
他不仅预言了这个王朝的败落，实际也预言了整个封建体制不可挽救的败落。
龚自珍的思想与乾嘉学术有内在的联系，乾嘉经史考据之学，固然有逃避现实矛盾的弊病，却包含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来看待现实的宽广眼界，这就是龚氏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的很多议论，更是直接运用了经今文学阐发“微言大义”的立论方法。但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社会发展的结果。龚自珍绝少援引明人学说，但他的许多核心论点，却恰与李贽相近。
譬如对自我的重视、对私利的肯定、对“童心”的赞美，以及以“才”之盛衰为“世”之盛衰的标志等等。这正表明在突破封建专制、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些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龚自珍吸引后人的地方，不仅在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于他的人格的魅力。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在当时那种衰腐而压抑的社会气氛中，特别表现出一股勃发的英锐之气。他鄙视庸庸碌碌的卑恶世俗，《识某大令集尾》痛诋身为“阳湖派”领袖、颇有文名的恽敬学浮行伪，唯以巧言欺世，显示出对这一类正统派人物的极度憎厌。他激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坚定地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就像《定八箴·削成箴》所宣称的，“天地之间，几案之侧，方何必皆中圭，圆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他只是他自己，不必合于任何既定的准则！这种傲岸的精神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的激越追求，是支撑他的诗文创作的内在骨架，也是使后来的改革志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龚自珍的政论及学术论文，议论纵横无羁，也常带有感情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