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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他文学的成分，形成了新型的辞赋。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发生过许多变化，如有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及重铺陈的特征，大体也是贯穿始终。汉代辞赋中的还有一些特殊分支，如“七”体、答难、诙谐嘲戏文等，也常被当作单独的文体看待。因为它们在写作上具有不同于一般辞赋的要求。
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连珠、赞、箴、铭、碑铭、吊文、哀辞、诔等，在后代大都仍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过大量的作品。
对汉代以政论为主的实用性散文，考虑到早期文学的特殊情况和它对后代文学发展的广泛影响，我们仍将它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来介绍。由于汉代文人将在辞赋中磨炼成的修辞技巧运用于散文，推进了散文的修辞化，到东汉后期，已经出现骈偶相当工整的文章。及至魏晋，正式发展为骈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精致的美文形式，从魏晋到唐代风靡了数百年。后来虽说遭到唐宋古文运动的打击，但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终究是不可否认的。
近人刘师培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指出了汉代文学这方面的成就。应该注意到，文体的发展，本身也是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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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秦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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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中华民族的凝聚融合，在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血与火的战争兼并双重力量的作用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秦最终灭齐为界，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虽然这个王朝只存在了十余年，但它的历史事业和政治制度，却由取而代之的汉王朝继承下来；虽然西汉初一度出现诸侯势力膨胀的苗头，但历史的大潮已无可逆转，到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西汉、东汉总共四百多年的统治，在多方面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基础。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需要有相应的思想文化措施来维护和加强它的统治，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状态，是不能继续下去了。秦始皇在统一文字、法令、衣冠建制的同时，又下令进行思想控制：各国史书，除《秦纪》外一律烧毁；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书籍，民间所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交公焚烧；有敢于谈论《诗》、《书》的，概处以死刑。他还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他试图把愚民政策和严刑酷法作为统治国家的基础，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多方面继承了秦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较为简约宽松的政策。立国不久，朝廷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规模收罗文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主张“清静无为”即减少国家对社会生活所加干涉的黄老思想，一度非常兴盛。但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秦始皇控制社会思想文化的设想，对汉王朝仍然是有用的，不过需要采取比较合理可行的方式去实现。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统治思想，并在政治制度上把读经和士人求官谋禄的出路密切结合，使读书人全都成为儒生，从而有效地结束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
但汉代的儒学，已经截然不同于先秦的儒学。本来意义上的孔孟之道，虽然也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方法的政治和伦理学说，但毕竟是在野的、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和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所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它吸收了孔孟思想中若干有用的成分，又糅合阴阳家和法家思想，形成一种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实用之学。当然应该看到，这是顺应着当时历史需要的产物。
统一帝国的建立，无疑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据《史记·平准书》记述，汉武帝时代，国家的经济力量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利用这样的经济力量，汉武帝一方面大兴土木，广建宫室，以满足他的奢侈欲望，同时大力向外开拓。控制西南，北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稳定和扩展了国家的边疆，解除了长期以来北部地区受游牧民族武力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了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汉王朝以前代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
通过“独尊儒术”建立思想统治，自然会极大地束缚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特别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方面，再也看不到战国时代自由活泼的气氛。但儒学本身又包涵以文化手段调节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意识；统治阶级也需要总结历史经验，需要精神文化的享受，因此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在受到严重束缚的情况下，仍然取得很多成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的。《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此外，武帝时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到西汉末，乐府规模更发展到八百多人。通过以上一些简单的例子，我们已经可以大略窥见西汉文化的盛况。
西汉覆灭以后，刘秀（光武帝）依靠地方豪族势力，并利用农民起义军，建立东汉王朝。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半个多世纪中，东汉保持了兴旺的势头。自和帝以后，高层权力结构显示不稳定的趋势。但东汉的经济文化，总体上仍有很大发展，不能因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加以否定。东汉的首都洛阳，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且是一个商业发达、消费程度相当高的城市，其富庶繁华，远远超过西汉首都长安，这在傅毅、班固、张衡诸人的京都赋中，都有充分的描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末洛阳太学生已多达三万人，许多私学门徒也在千人以上，这表明东汉时文化的普及，和“士”阶层的壮大。
东汉中期以后权力结构不稳定，其直接原因是连续出现几个幼年登位的皇帝，造成权力真空，但根本的原因，却是皇权和士人集团之间的不协调。这一点在东汉末尤其突出。所谓“士人”，就是地主阶级中的读书人，其中最活跃的，是京都的太学生。从理论上说，他们具备做官的资格，并以此为人生出路，而一些世代官宦的大士族，和士人出身的朝廷大僚，则是他们的代表。皇帝和皇室成员，往往从“家天下”意识出发，完全把国家视为私产，重用其私奴——宦官，甚至通过宦官直接出卖官爵以积累私人财富；宦官则乘机把持权力，凌驾于朝官之上，有时甚至控制皇帝。这些不仅破坏了封建国家机器有规则的运转，而且大大侵害了士人的利益。随着士人阶层的壮大，特别是豪门士族力量的壮大，士人的集团意识日益强烈。他们要求与皇权达成某种平衡，强调“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和权力，坚决反对宦官擅政。而摇摆于两者之间的，又有外戚的政治集团。桓帝、灵帝之世，宦官对士人集团的残酷压迫到了极端，士人的反抗也愈益激烈，使国家机器处于瘫痪。终于在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下，整个王朝土崩瓦解。以后到魏晋时代，豪门士族得到最大的收获，形成皇权与门阀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责任的儒学，渐渐为士人所轻视，从东汉末到魏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学术活跃发展的局面。
汉代的儒学，一开始就分成今、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学偏重于政治上的实用性，多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是官方的学说；古文经学注意经书的政治和伦理原则，穿凿附会的成分相对要少，但地位一直不高。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进一步滑落为“谶纬之学”，脱离经书，专门伪造和推究神秘妖异的预言。它的愚昧，繁琐，导致古文经学的兴起。东汉覆灭后，儒学整体上衰微，其中今文派趋于灭绝，古文派则保持着虽非统治性的却仍然重要的地位，并为后世重新改造利用。
在叙述汉代文学概况之前，我们首先对秦代文学作一简略交代。秦王朝历时甚短而轻视文化，文学上可说的东西很少，大致只有一部《吕氏春秋》和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著作，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又称《吕览》。它以儒学为中心，兼收先秦各家学说；内容以政治为主，而涉及广泛，故一向列为杂家。全书由一百数十篇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短文组成，大都先立论，而后引证史实或寓言故事，文字简明，条理清楚，有一定形象性。李斯原是楚人，入秦官至丞相，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谏逐客书》为劝阻始皇驱逐非秦国人士而作。李斯本是战国游士一类人物，文章也有明显的纵横辞说的习气，文辞华丽而铺张，气势奔放，说理透彻，是传诵的名作。另外，秦代尚有“杂赋”、“仙真人诗”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久已失传。
汉王朝统一强盛的局面，为汉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基础。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学则一方面具有从维护统治者所提倡的伦理原则的实用功能上肯定文学的一面，又有从上述立场忽视乃至反对文学的审美与娱乐功能的一面。它既可以被文学家用来作为一面幌子，又可能被严格的正统派用来作为扼杀文学的根据。正是在这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代文学形成许多自身的特点，并构成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