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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批判了豪门之奢侈，用的几乎完全是骈文。此外，仲长统的散文还表现出浓厚的个体意识。他自叙志向云：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
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宵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本传）
这一节对理想人生的描述，体现了士人与政权的疏离、国家意识的淡薄和个人意识的强化。它反映着当时社会的两大背景：一是士族庄园经济的兴起；一是由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使得士人不再愿意把人生价值建立在为帝王效忠的基础上。这种人生观，是以前的汉代文学中所未曾出现过的，而与魏晋文学相一致。
东汉后期有名的政论家还有崔寔和荀悦。崔寔（生卒不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据《后汉书》本传说，他于桓帝时“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荀悦（？—２０９）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据《后汉书》本传说：“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可见《申鉴》和《政论》都是批判社会现实之作，文章风格也都是工丽整齐的。
东汉后期的著名散文家还有蔡邕。蔡邕（１３３—１９２）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仕为左中郎将，故又称“蔡中郎”。有《蔡中郎集》。他是东汉后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文章清丽典雅，开创了新的风气，在当时和后来均极受人重视。蔡邕的散文中也不乏批判社会现实的内容。如《宗庙叠毁议》在称赞了东汉前期各代君主的清明政治后说：“自此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建议废除东汉中后期各代君主的庙号，对东汉中后期政治加以否定。又如《荐太尉董卓表》说：“周遭奸臣孽妾，制弄主权，累叶相继，六十余载，火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群下，福在弄臣，海内嗷嗷，被其伤毒。”批判的态度更为严厉。蔡邕所续修的东汉国史，也被王充比作与《史记》一样的“谤书”，遭到焚毁。即使他的常被人称为“谀墓”文字的碑文，也多处反映了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
除以上诸名家之外，东汉后期还有一些散文名篇，如陈蕃的《理李膺等疏》、李固的《遗黄琼书》、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书》和《崇厚论》等，也都反映了东汉后期的社会现实，具有相当浓厚的批判意识或个体意识。尤其是朱穆的《崇厚论》，说得尤为坦率大胆：“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这里引用老庄的论点，把“道德”解释为率任人的天性，而把“仁义”、“礼法”视为破坏自然而淳朴的道德的东西，在当时提出这一种伦理哲学，其实际意义在于否定统治者以“仁义”的名义和“礼法”的规定所确立的社会规范。这已开魏晋时期嵇、阮主张之先声。
除了批判性的政论散文，如秦嘉的《与妻徐淑书》和《重报妻书》这一种叙写夫妻感情的散文也值得注意。前者云：
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僶俛当去。知所苦故尔，未有瘳损，想念悒悒，劳心无已。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又计往还，将弥时节。念发同怨，意有迟迟。欲暂相见，有所属托，今遣车往，想必自力。
所说均日常生活之事和夫妻离别之情，却娓娓道来，别有情致。像这样的散文，是以前的汉代散文中所未曾出现过的，它们之所以出现在个体意识开始觉醒的东汉后期，也不是偶然的，这已开了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经常可见的那种日常性抒情性散文的先河。
第二节 辞赋的转变
东汉中后期的辞赋，比较前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首先是，充斥于东汉前期辞赋中歌功颂德的内容几乎一扫而空，阐发儒教思想的成分也明显减少。从传统大赋来看，题材虽无太多变化，但由于统治思想束缚的松懈，抒情意味更为浓厚，表现世俗生活的内容显著增加，因而显得较为活泼有生气。但总的说来，传统大赋由于其形式堆砌滞重，已不能适应文人抒发情志的需要。所以，更重要的转变，是小赋的兴起。这种短小的赋篇，不仅完全以抒情为中心，而且往往带有尖锐的批判性，更直接地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东汉中后期辞赋的转变，为魏晋以后的辞赋奠定了基础。
东汉中期著名的传统大赋，有张衡的《二京赋》、马融的《长笛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
张衡（７８—１３９）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他不仅擅于文学，又是著名的古代科学家，以知识广博著称。其赋今存《思玄赋》、《应闲》、《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全篇及《定情赋》、《舞赋》等残文。《二京赋》是继班固的《两都赋》而作，但篇幅更为巨大。如《东京赋》长五千四百余字，超出《东都赋》一倍以上。因此对各种生活场景的描绘，《二京赋》能够写得更细致。尤其在世俗生活方面，如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表演等，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如《西京赋》中，有近四百字的一节描写“角抵百戏”的演出情况，这是《两都赋》所没有的。《东京赋》中清新流丽的自然描写，同样为《两都赋》所未见：
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洌清。鹎鶋秋栖，鹘鵃春鸣。雎鸠丽黄，关关嘤嘤。
另外，《二京赋》也包含了某些批判性的内容，如：“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显然不同于以前大赋中“劝百讽一”的尾巴，而更具现实性。总之，《二京赋》虽是传统形式的大赋，并且同样充斥正统的内容，但已经不再像班固的《两都赋》那样，完全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命题，一些世俗性的内容，抒情和批判的成分，正在悄悄地渗透进去，这同抒情小赋的出现，有其一致之处。
马融（７９—１６６）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著名学者，又是大官僚。他自述作《长笛赋》的动机，是因前人描写乐器的赋中独缺笛，“故聊复备数”。但赋中抒情成分，则较前人同类之作为浓。开头一节，描绘制笛之竹的生长环境孤僻凄凉，为“危殆险巇之所迫，众哀集悲之所积”，以此渲染笛声之哀，而实际渗透了作者的人生情怀。赋中与结末杂用五、七言诗句，为汉赋之创格，而为后人所经常袭用。
王延寿（约１２４—约１４８）字子考，又字子山，《楚辞章句》作者王逸之子。他的《鲁灵光殿赋》，可以说是汉代最后一篇有名的大赋。其取材也是沿袭前人，但结构和描写有特色。写宫殿的程序，是由远而近，由外而内，从总貌到墙、阙、门、阶，再写排扉而入，各宫室及楼榭、驰道、渐台等建筑的情状，复归于全体气势，非常清楚。其中关于建筑物上彩绘的描写尤为出色，如写天花板的画是“圆渊方井，反植荷蕖”，窗棂上的画是“玉女窥窗而下视”，椽上的画是“猿狖攀椽而相追”，楹上的画是“胡人遥集于上楹兮，俨雅跽而相对。……若悲愁于危处，憯颦蹙而含悴”。此外写壁画中的山神海灵和古代神话史迹等，都生动逼真。这些不仅显示了汉代建筑绘画的艺术风貌，而且表现出追奇求新、相当活泼的想象力。王延寿又有《梦赋》，写梦中与鬼怪搏斗，《王孙赋》写猴子的各种情状，都很奇特。总之，从王延寿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出东汉中期辞赋的转变趋势。
篇幅短小而具抒情性的赋，其实很早就有了。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不足二百字。但抒情小赋作为时代生活的必然产物，作为与传统大赋相抗衡的独立文体，只能说是始于东汉中期，具体地说是始于张衡的《归田赋》。
《归田赋》中有“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二句，正说出此篇的主旨：因社会的昏乱不可救，个人的抱负无从施展，而逃遁于田园。其中隐隐地包含了批判的意味。这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与西汉中期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的态度正好相反。其中写景的部分，自然清丽，十分出色。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棸痪彬●毓剜余印Ｓ谘慑幸＃囊杂榍椤�
张衡的《定情赋》、《舞赋》，均仅存残篇，难以推断原来的规模，其取材也是过去就有的，但抒情意味浓厚，文笔优美，至少可以视为接近抒情小赋的作品。如《定情赋》表现思恋之情，谓“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想象新奇大胆，为蔡邕的《检逸赋》和陶渊明的《闲情赋》所继承发扬，成为典型的情诗意象。又如《舞赋》中“搦纤腰而互折，嬛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红华兮，光灼烁以发扬。腾嫮目以顾盼，眸烂烂以流光”，描摹舞女柔婉灵动的姿态和流盼不定的目光，都写得优美动人。
直到乐汉后期，辞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