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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的其他几人，都很少有作品流传，只有刘伶的《酒德颂》和向秀的《思旧赋》比较有名。《酒德颂》赞美纵酒任诞、蔑视礼法的生活，可以看出当时风气。《思旧赋》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吕安的抒情短赋。全篇总共不足二百字，几乎刚开头就结束了。但从这种欲言而难语的文章体制和文中悲凄的感情气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当日政治的黑暗与恐怖。
第三节 西晋诗文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此前蜀汉已灭。晋立国不久，又攻灭东吴，结束三国分裂，重新统一中国。但以司马炎为首的统治集团，未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秩序，就沉湎于享乐，而司马炎以曹魏宗室孤弱、不能救助王室为戒，分遣同姓诸侯统率精兵镇守要地，又从另一面种下了祸根。他死后不久，就由一场宫廷内的权力之争演变出宗室间的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趁此机会，汉、魏以来大量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自立，摧毁了晋朝在北方的统治。西晋从立国到覆灭，总共只有大约五十年。
晋朝建立统一全国后，造就了盛大的事业和短暂的繁荣，原来就屡遭打击的反对派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一般文学之士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归拢，成为其中一分子，或权贵门下的宾客。于是士风发生了改变。正始士人的纵诞任情，多少包含着对现实不满及拒绝与权势者合作的意味。而现今的士人既然立身于统治集团之中，就不能不有所检束。纵或小有越规，也仅只是文人的风流。其个体意识，在新王朝令人慑服的威势下必然地发生了减退。
文学同样发生着变化。此前，无论是刚健明朗的建安文学，还是隐晦曲折的正始文学，都充溢着内在的热情，作品大多富有生气和力度。因为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活的，无论是追求建功立业，还是在被压迫中痛苦挣扎，都可以说是自我意志与外部力量的抗衡。而西晋时期社会表面上是稳定的，文人自身的利益又与统治集团的利益一致，因而他们的生活就缺乏冲突与对抗，文学因而普遍显得松弛而平缓，少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换言之，文学的“风骨”在这时明显地减弱了。当然也有例外，左思、刘琨的诗歌是表现了冲突与对抗的，并且向来被誉为有风骨。不过，他们不是西晋文学的主流派。
但是，西晋文坛并不冷落。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出前代。尤其是诗歌，在士人生活中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而在正始时期，诗歌创作在社会上层还没有如此普遍。
西晋文学也不是没有继承前人的地方。其实，导致西晋文学不同于建安、正始文学的原因，主要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是作家创作观念的变化。表现人生的伤感仍然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文学的抒情性，在主观意识上甚至比前代更为受到重视。陆机的《文赋》比前人更明白地说明了文学是感情活动的结果。只是，由于社会的压抑，作家缺乏对抗的意识，文学中感情往往只是表现为无奈甚至是空泛的低沉，很少有激烈、紧张、丰满的内涵。而文学作为修辞艺术的一面，受到更多的重视，因此，建安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被发展到极端。语言明显地趋向书面化，雕琢刻画的功夫更深了。建安诗歌中出现的对偶现象，这时也高度发展起来。使用偶句的普遍性，一首诗中偶句所占的比率，以及对仗的工整程度，都远远超过建安诗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写景的成分在西晋诗中也有明显的增加，并且写得更为细致工巧。《文心雕龙·才略》称陆机“思能入巧”《诗品》称张协“巧构形似之言”，又称张华“巧用文字，务为研冶”，主要都是表现在写景方面，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他们的作品缺乏壮阔的情怀，于细微处感觉却很敏锐，能准确地捕捉景物的特点并加以精细的表现，这是前人未曾达到的，对于提高古诗的语言表现能力和审美价值是重要贡献。并且，从建安到西晋，诗歌中写景成分的增加和表现力的提高，也为山水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准备。西晋的年代不长，主要作家几乎都一起相处过。不过，从他们重要作品的写作时间来讲，也可以勉强地加以区分。大致傅玄、张华文学活动开始最早。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文学兴盛，除张华仍在世外，又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之目。刘琨、郭璞的主要作品都是在西晋末年写出的。其中，陆机、潘岳并称“潘陆”，在当时评价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左思、刘琨则表现了与潘陆不同的风貌。
傅玄（２１７—２７８）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铜川市东南）人。仕魏、晋两代。他精通音乐，今存诗篇大多是乐府。内容多模仿汉乐府民歌，主要写男女爱情及妇女的不幸，语言也比较朴素，与西晋盛行的风格有所不同。其诗少有新意，感情也很平弱。不过《昔思君》、《车遥遥》等篇仍有取喻巧妙、辞意宛转之长；《豫章行苦相篇》反映重男轻女的习俗给女子带来的痛苦，有一定社会意义。张华（２３２—３００）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人。晋时历任要职。他学问广博而好为奇谈怪说，著有《博物志》，属于志怪小说一类。
其诗亦多写男女之情，以《情诗》五首、《杂诗》三首为代表，语言华艳，稍入排偶，格调柔弱。所以《诗品》谓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房栊自来风，户庭无行迹”（《杂诗》），“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上巳篇》）之类诗句，可以看出他写景的细巧。由于张华身居高位，成名又早，他的诗歌风格对同时人必然有所影响。
作品多、影响大，能够代表西晋一代文学风气的是陆机。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祖父陆逊、父陆抗，均为东吴名将，地位显赫。东吴被灭后，陆机与弟陆云以文才被召入洛阳，很受北方士大夫的器重。惠帝时宗室相争，他为成都王司马颖率大军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兵败，为司马颖所杀。有《陆士衡集》。
陆机才冠当世，诗、文、辞赋都有成就。赋体的文艺批评著作《文赋》，是论文的名作，其形式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他还写过历史著作《晋纪》、地理著作《洛阳记》等，均已不存。
《诗品》谓陆机诗“其源出于陈思”。可以说，陆机是曹植之后又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以“缘情绮靡”（《文赋》）的准则，将诗歌进一步推向文人化、贵族化，引导了华丽雅致的诗风，流播久远。
总体说来，陆机诗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内容多模拟。陆机写了不少乐府诗，大多是严格按照乐府古题的题义、仿照早期歌辞写作的，除少数几篇，难以看出其个人生活的内容。另外又有《拟古诗》十二首，按照各篇原来的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重写了一遍。这一类作品，用力全在于修辞。二是文辞繁缛。前人于此早有所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张华对陆机的批评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
由于陆机的创作本有表现文学才能、标榜学问的意识，所以不避辞赘。三是语言华美典雅。即选择词汇注重色彩和声调，又多用书面语及古书中的成句，而加以精心雕琢，使诗歌带上更明显的贵族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更依赖于阅读而脱离歌唱（陆机的乐府诗同曹植的一样，也是不配乐的）。四是多用排偶。建安诗中偶句通常只占很小的比例，而陆机诗中往往占一半以上，像《苦寒行》、《招隐诗》等已接近通篇对仗。这四点在西晋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多少有所表现，并且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于陆机的诗歌过分注重于修辞，雕琢太重，难免造成繁冗乏力的毛病。前人对此多有讥评，如沈德潜说，到了陆机，“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古诗源》）。但也应该看到，诗歌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要把朴素简单的民歌式语言提高到精美而富于表现力的程度，像陆机那样的过程（包括其弊端），恐怕是难免的。因此，我们更需要注意到陆机在语言艺术上的创造力。譬如陆机很强调物候对感情的引发作用，他的诗写景成分也特别多，而且意象描绘得工巧细致。如“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招隐诗》），“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猛虎行》），“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悲哉行》）等等，感受的敏锐和刻炼之功，明显超过了曹植、王粲，增加了诗的美感。
前人对陆机的另一个严厉批评，是抒情效果差，在这方面也应加以分析。就主观意识而言，陆机其实很重视抒情的表现，不仅《文赋》中有明确的论述，其诗歌主题的选择，也相当注意这一点。就陆机的生活经历来说，他作为东吴勋臣、高级士族的后代，在国破之后到权力斗争激烈的中央朝廷去做官，心情也很复杂。但由于特殊的处境，矛盾的心理，他的诗中通常缺乏鲜明的自我形象，因而诗歌的情感难以表现得警醒深切。语言过于深奥典雅，也造成一层疏隔。
但陆机毕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有些作品仍然写得很出色。如太康末年他应召北上，在途中所作《赴洛道中作》二首就是。下面是第二首：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街思往。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诗中描写行途景象和客游的哀伤，突�